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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安课程访谈 　　刘进安，1957年生人。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文化部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北京国际双年展策划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北京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孙磊：我们先从您个人的经历说起吧。从您的绘画上看，我们发现您的作品和您的经历关系特别密切，您在某一时期的作品风格非常近似，比如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您的画都是那种朴实的见笔见墨比较厚重的风格，而到了南艺那一阵则比较注重笔墨的内在结构，再后来到了北京，则发现您的笔墨比以前更自由了，而且关注的问题更大了，像《看美国大选》等。这都能看出某些与个人经历有关的变化。从经历的角度，您能否谈谈自己的绘画创作？ 　　刘进安：说到经历，我倒是觉得自己的经历其实挺简单的。你看，我1982年毕业留校，1984年到南艺进修，当时1985年他们就想调我去，而按照后来的计划是1993年调去深圳画院，这期间在1988年中央美院的卢沉老师工作室要调我。但是到最后这三次调动没有一次成行的，直到1999年到北京，我在河北一扎就是这么些年。在1982年到1999年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就画画来说，这中间的确有些变化。1982年刚毕业那阵还画了一批煤矿，算是一点创作吧，我1984年到南艺以后，大约是在1985年，相对集中地画了一批老农的黑头像。然后我又画了一批《红高粱》的连环画。随后就是1987年开始参与新文人画的活动，也算是十年文人画运动的元老了。当然那时候还不叫新文人画，叫“南北方九人中国画联展”，在天津美院展的第一届。后来到1989年才开始叫新文人画这个名称，但一般的都从1987年就算开始了。后来在1997年搞“10年新文人画联展”就是从1987年我们那个九人联展开始算的。这个九人联展还在南京等地方都展过。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参加类似的展览活动。后来就是“水墨延伸”了，到1993年，中国美协艺委会搞了个“世纪末中国画人物画展览”，记得当时我们许多参展画家包括周京新等还在烟台搞了个座谈会。后来又有了“张力与表现”啊，“水墨现状”啊，都带有些实验水墨的特点。而个人经历上倒没有太多变化，从上大学到毕业留校工作，一直都在高校。而相对来说，参加展览的这些经历倒是对画有一定的影响。你看，我从1985年到1999年这一时期，画得基本都是人物画，那时候更重视笔墨的强烈，年轻嘛，二十七八岁。当时为了画煤矿工人，我还跟几个同学一起去煤矿下过井。 　　孙磊：对，我看您当时那批作品的用笔用墨气韵很足。 　　刘进安：很壮。而到了1989年以后，因为参加文人画的展览，作品开始有了些变化，画了一批小品，也开始尝试更大的创造。 　　?O磊：我看您1989年以后在语言上也开始有了些变化，比如在《道白》《天梦》等作品里。 　　刘进安：对，这变化的动因还是要赶一本画册画一批画，就集中画了一批人体，那是一个集中的相对半创作性质的状态。这一是为了当时的那本画册，再就是可能当时确实有些想法，一气画了十几二十几张，都是方构图，还起了一些很抽象的名字，像“道白”啊什么的，人物动作也比较抽象。 　　孙磊：后来您在水墨课程设置上有一门课叫“形体抽象化训练”，是不是都和您这种经验有关系？ 　　刘进安：其实呢“形体抽象化训练”这门课一直没怎么开起来，要说关系，也许有吧，因为这之间拉得时间太远了。这门课是我到了北京以后才开始想做的。 　　孙磊：我的意思是说您后来的这些课程设置是不是和您早期的那些实践有某种关系？ 　　刘进安：要说我1989年画的那批人体，虽然在表达上相对抽象了一点，但在形象上，比如人物啊，树啊，尽管夸张，都还是比较具体的。里面的树虽然都是主观编得比较多，但还是没有走到特别抽象的形态上去。后来直到1995年我画的一批人物，连五官都模糊掉了，比如《查无此人》《我们都是》，那批是有点真抽象了。 　　孙磊：其实那批作品看起来反而感觉画得很精致，特别是许多细节，都是一点点皴出来做出来的。 　　刘进安：那些画的产生应该与当时1990年的展览频繁有关系。当时的展览都强调学术性，从策展人到评论家，对展览都很认真。像郎绍君、刘骁纯等这些老师，他们做展览挑画家都很挑剔的，一定会从学术上严格考虑的。那时候包括画家本人也都认真。当时那批作品就是基本围绕这样的画展创作的。我的水墨静物画也是在1995年为《95张力与表现》。 　　孙磊：我们感觉您的作品从您到了北京以后就变得更自由了。 　　刘进安：我其实一直感觉对于中国人物画，我还没理出一条头绪来。到北京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我越来越感觉到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