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半月刊思想理念.docVIP

《国风》半月刊思想理念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师生创办的《国风》半月刊内容涵盖了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思想上延续了《学衡》杂志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张扬，也是中央大学师生对学校历史发展进行回顾、展望的阵地。其在校史研究及民国南京思想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 　　关键词：《国风》半月刊 《学衡》 中央大学 　　1927-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中央大学在中国大学中的地位得以提升。这一时期学生或教授同人主办的刊物有五十多种，《国风》半月刊创刊于1932年9月1日，终刊于1936年12月，共出版8卷90号。刊物的组织者和主要成员是中央大学的师生，“国风社社长柳诒徵先生，编辑委员：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1]在第7卷第1号中指出编辑有所更动：“国风社编辑包括景昌极、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王焕镳、向达、郑鹤声、周悫。”《国风》半月刊是民国南京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阵地，也是师生品评时事、臧否人物的领域。 　　一.《国风》与《学衡》的关系 　　从《国风》的形式和宗旨看来，《国风》是《学衡》的延续。刊物的基本编辑模式和文章的半文言文体都和《学衡》相近。思想上保留了《学衡》的民族文化本位精神，反新文化、新文学，提倡尊孔、倡导旧体诗词与国学研究，适当译介西方新知，同时增加了倡导科学、鼓吹国防教育的新内容。[2]唯一不同的是柳诒徵及其门下弟子在《学衡》前期是不积极的撰稿人，不参与编辑活动。而《国风》的编辑活动主要由柳门弟子完成，文风质朴，材料扎实，注重国学研究。 　　刊物宗旨是：“一、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二、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3]柳诒徵详细解释为：“本史迹以导政术，基地守以策民瘼，格物致知，择善固执；虽不囿于一家一派之成见，要以隆人格而升国格为主。”[4]“尊孔”是《国风》继承《学衡》文化保守主义宗旨，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突出表现。刊物主办者柳诒徵曾在南京高师主讲《中国文化史》，他指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没有孔子就没有今日的中国文化，孔子是传承与创造中国文化的人。“中国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5]《国风》发展了这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1932年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纪念日，《国风》第3号出了“圣诞特刊”，梅光迪发表《孔子之风度》，柳诒徵发表《孔学管见》，细致批驳新文学阵营反孔教的偏激乖谬。缪凤林的《谈谈礼教》、《如何了解孔子》都是对五四时期片面反孔、批孔在学理和方法论上的反驳。范存忠在《孔子与西洋文化》一文中强调孔子学说对西方政治、道德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与《学衡》第54期（1926年6月）吴宓翻译的德国雷赫完的《孔子老子学说对于德国青年之影响》有类似之处，意在借西方文明对孔子思想的借鉴，传达出孔子思想并未昏庸腐朽，落后于时代，“孔子所定之社会组织之原理实甚安全切实而又开明，遂系为其时之中国说法，今人仍可遵照而仿行之也”。 　　景昌极在《孔子的真面目》中，认为孔子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成，“孔子是个极好学又极肯教人的人，兼为古代的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指出孔子是个能够顺应时势又不随波逐流的人，孔子在古代伟大人物中，是不以宗教愚弄人，也不以玄学迷惑人的思想家，“现代反孔子的理由：孔子把君臣一伦太看重了，有助长专制的嫌疑；把男女间恋爱的神圣太轻看了，养成所谓吃人的礼教。”这是把社会责任推到儒家思想上，刻意忽略民国时期民众的自身作用，儒家思想成了民国以来政治企图的替罪羊。 　　二.《国风》与中央大学 　　《国风》是中央大学师生评点校务、品评校内风云人物的阵地。 　　第1卷第9号为“刘伯明逝世九周年纪念号”，他的妻子刘芬资，同事郭秉文，《学衡》骨干吴宓、梅光迪、胡先?等，学生胡焕庸、张其昀等都发表了悼念文章。刘伯明是东南大学副校长，也是《学衡》背后的有力支持者，为《学衡》的创办和发行提供了便利条件，1923年11月刘伯明去世后，“学衡派”遭到压制，逐渐离散。时隔九年后当初以东南大学为基地，与新文学进行大战的“学衡派”成员们，无限追念刘伯明为他们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对他们而言，悼念刘伯明，也是在悼念自己未竟的理想、未成的事业。吴宓再次发表了自己撰写的长达262个字的《挽刘先生联》（此联作于刘先生逝世之次晨）：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谤毁所集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叩天道茫茫。痛当前，滞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 　　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辟瞽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