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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莱特文学译本研究 　　摘要：基于邵挺译的《天仇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文言文的语境中了解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文学《哈姆莱特》的精神，可谓中西融合，相得益彰。 　　关键词：莎士比亚 外国文学 哈姆莱特 译本 　　中国最初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都是根据英国散文家查理士兰姆和他的姐姐玛丽兰姆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以复述的形式翻译过来的。光绪29年（1903），上海达文社首先用文言文翻译出版了名为《英国索士比亚著》，其中的第十章为《哈姆莱特》，译者翻译为《报大仇韩利德杀叔》。紧接着190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全译本《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其中《哈姆莱特》被译为《鬼沼》。而第二种用文言文翻译的《哈姆莱特》是商务印书馆在民国13年5月出版（1924）、列为“说部丛书第四集第二十编”的邵挺译《天仇记》。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在“万有文库”中，出版了邵挺翻译的《天仇记》。由此，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中，《哈姆莱特》共有两个文言文译本，这“两大文言文译本”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早期翻译的特殊成果。 　　一、《天仇记》以及其他文言文译本的意义 　　林纾翻译《天仇记》前后，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当时“翻译语言多用古文，甚至是桐城古文”。但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冲击下，虽然新文学的建设还没有被放到议事日程上，“五四”先贤们已经把眼光投向了外国文学，用大量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国新文学提供借鉴。 　　新文学家们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文言译本，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这与他们在对待外来文学的态度上显示出的强烈的主体精神、开放气度和宽容心态形成鲜明对照。胡适强调：“莎士比亚和‘伊里沙白时代’的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话’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世界的世界语。”胡适认为：“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他主张：“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林琴南把莎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莎士比亚的大罪人。”陈独秀、胡适认为：“用文言文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不但对中国的新文学建设毫无用处，而且是对提倡白话文学的一种反动，对于传播莎士比亚来说，其消极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他们看来，莎士比亚戏剧的文言文译本，全译也好，节译也罢，译述也好，翻译也罢，都是他们一概反对的。林纾等人的主张和译品正好成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靶子，而邵挺在1924年出版文言文的《天仇记》时，新文学运动已近尾声，其译本已经难以引起新文学批评家们的注意了。但是，从新文学家对林纾等人翻译外国小说的批判态度来看，我们不难推测出新文学家对所有以文言文形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对邵挺翻译的《天仇记》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忽视了其中还有用文言文翻译“莎士比亚诗剧”这样一种翻译形式，在已经出版的翻译史、翻译与翻译家词典中，也没有邵挺和《天仇记》辞条，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史特别是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失。 　　二、形式美的语言魅力能使我们对《哈姆莱特》获得新理解 　　自莎士比亚创作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作品《哈姆莱特》以来的几百年，人们对这个人物形象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毋庸讳言的是翻译者的不同，译作的不同，对原作某些关键性的字、词、句或总体认识的差异，是造成人们认识不相同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从邵挺所译《天仇记》的译本中抽出几个关键性的地方，揣摩译者的用心，我们就会对文言文译本《天仇记》那带着镣铐跳舞的优美舞姿有一个新的认识。 　　身世飘零、命运多舛的哈姆莱特在第一幕第二景中的首次亮相，就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来遭受父死母嫁失掉应得王位打击后的内心世界，并且极力掩饰自己悲哀的心绪。邵挺在翻译的同时，对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的对话以及人物形象进行了评析，并对自己的译文作了说明。黑蒙勒第一次出场，今王和他有一段对话，邵挺译为： 　　王：“胡为浊云尚医障汝”，黑蒙勒：“否。我主。某光明如太阳。” 　　黑蒙勒一开口，邵挺就赞美道：“黑蒙勒极富哲学理想。思虑极灵敏。言多深思奇妙而妥帖。此即一端。案英文太阳与子同音。意本双关。兹仅能译其一。不能译其二。读者谅之。”在这一句中，克劳狄斯主要是在试探哈姆莱特，哈姆莱特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仇恨隐藏起来。邵挺在译文中带给我们的理解是，面色不好，是不是有心事，“浊云”一词使我们体会到“汉语的音象与汉诗词曲本身要求的情韵味之间”的“先天性契合”贯通，何况，莎剧原来就是诗剧，译者采用长于诗歌的文言翻译，形式与形式、形式内容契合，给读者带来了审美的愉悦。而对于黑蒙勒回答我光明正大就像太阳一样，邵挺老实承认，对于双关语只能译出一种意思“太阳”，并请读者原谅。“医”通“翳”，“翳障”即障蔽。《西京杂记》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