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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4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关键词：“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劳动技能；社会支持；城市社会经济活动 　　中图分类号：F299.22；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5 　　一、引言 　　“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不但事关其城市主体地位的重塑，而且与新型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伴随着我国各地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撤村建居”的广泛推进，大量城中村村民实现了户籍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改善，他们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甚至更优越的社会福利与生活保障，却还没有形成现代城市群体的个性品格以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契约精神和主人翁意识；他们已经脱离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却没有同“乡城移民”一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去。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样的现象，抑或说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这样一个城市新群体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融入的进程？ 　　从社会学理论来看，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和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陈成文 等，2012）。目前，我国学界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以及政界对社会融入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乡城移民、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而事实上，对于普通并正常的公民，由于社会性资源的不一致或文化差别以及自身条件的限制和束缚，也会导致其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社会融入问题（陈成文 等，2012）。“村改居”群体是城市的新兴群体，从主观上看，由于长期以来在“城中村社区”的社会背景下所养成的乡土意识，使其城市体验并没有促成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以及教育等多个维度的城市化转变；从客观上讲，由于缺乏以可行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制度与政策体系，导致其难以自发形成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城市人格、文化性格和精神品格。因此，“村改居”群体始终是一群游离于城市边缘的“失语群体”，难以真正有效融入现代城市社会。对此，学者们或从心理特征和适应能力以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个体因素（黄程栋，2014；王慧博，2011；叶继红，2010；李飞 等，2010），或从制度不完善和政策法规的导向偏差及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主动和被动排斥等宏观因素（张海波 等，2006；魏建斌，2005），来对我国“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现有的研究对深刻认识“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现状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以启发，就创新社会治理、推进新型城市化以深层次的思考，为推动“村改居”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稳定的城市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总体来看，理论研究多，而实证研究少；对“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困境的定性分析多，而对其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少，尤其是缺乏对经济资本影响因素的考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西安市莲湖区的调研资料，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拓展和深化有关研究，并为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何建宁，贾 涵：“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二、研究思路与假设 　　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一定带来其他层次的社会融入（张桂蓉，2008），但是其他层面的社会融入却始于经济层面的整合。“村改居”群体在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上已经相当于甚至优越于城市居民，但是他们在经济活动方式上却具有“非农非工”的特性。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没有行动何来融入？结合社会融入的概念及其“社会性”“能动性”“持续性”“反思性”和“互动性”特征，本文以“是否持续能动地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原因在于，“村改居”群体只有参与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才有可能突破原有的村落背景，形成新的社会互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