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作者探索与文本价值.docVIP

南京南京作者探索与文本价值 　　一 　　 　　“体制”和“作者”这两个概念在电影史上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衍化，陆川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曾对其外延和内涵进行了详细梳理，并以新好莱坞的“电影小子”科波拉为例，着力探讨了“体制／作者的二元对话”，以及“体制中作者的生存和创作”等问题。学院中曾经的思辨为陆川的从影之路指明了方向：以“作者”的身份在体制中生存，在对话中获得个人表达的空间。 　　从《寻枪》到《可可西里》再到《南京!南京!》，仅仅三部作品。他就从一个低成本导演成长为投资近亿而票房过亿的“大片”导演，当更多新生代导演还在体制外徘徊或在体制中盲打误撞时，陆川与体制的成功对话具有标本意义。 　　面对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严肃题材，陆川坚持了个性化的创作意志和独特的艺术个性，他让《南京!南京!》这部体制内的“大片”保留了作者电影的气质。达到了思想、艺术与商业的微妙平衡。编导合一是我们识别一个电影作者的重要标识，陆川迄今为止执导的三部电影无一例外都是由他自己出任编剧。唯其如此。他才能够在电影创作中全方位地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人文诉求，才有可能突破已成常规的题材类型、剧作模式及审美趣味，这种突破和创新在《寻枪》和《可可西里》中已初露端倪，到了《南京!南京!》，有了更进一步的探索。 　　毫无疑问，拍摄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本身需要极大的勇气，当初选中同一题材的制片公司有五六家之多，陆川和他的年轻团队四年磨一剑，在题材严重撞车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在《南京!南京!》中我们看到了陆川重述历史的欲望和能力，他是真正以深沉的反思和自信的气度直面那段不能被遗忘的民族屈辱史，以理智冷静的心态逼近历史现场并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从宏阔的历史叙述中发现那些个体生命的存在，这种气度和心态决定了电影的价值与高度，也使它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我们在电影中看到：70年前的中国首都不是完全放弃抗争的死亡之城，即使是在侵略者最野蛮的屠城面前，中国军民从精神到行动从来没有放弃过抵抗；30万罹难者和8万名受辱的女性不再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数据，而是有血有肉有尊严有救赎的活生生的人；日本士兵也不再只是脸谱化的兽类，他们从人性向兽性的变化令人触目惊心。正如陆川所说。他不想要陷于“被加害”的角色不能自拔的哭诉，因为过于情绪化和戏剧化的表达反而会冲淡史实本身给人的震撼。 　　《南京!南京!》的核心主题是抵抗与救赎，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正面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抵抗，以陆剑雄为代表的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也就是影片开篇的巷战，成了曾为军人的陆川赋予影片最血性的部分。除此之外，难民营里妓女小江等女性以身体拯救同胞；唐先生被杀前对屠杀者说“我太太又怀孕了”；女教师姜淑云选择有尊严地死亡；以及小豆子生还之后的笑，都与“抵抗”的主题有关。 　　《南京!南京!》开放式的叙述视野与格局成就了这部电影。片中引入包括中国军人(陆剑雄)、日本军人(角川、伊田)、中国平民(唐先生、姜淑云、小江等)、外国友人(拉贝先生、魏特琳女士)等多方人物，作者将特定时空中的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处理成一种松散的社会关系的结合，力图全面地展现南京这个绝望之城中的人物群像，它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叙述，而是涉及到日本军人，安全区外国人和中国人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个层面，通过多视角的交叉重叠呈现出一段具体而真切的历史。陆川想要的显然不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戏剧化的故事，在形而下的叙事里，陆川要表达形而上的思考。我们看到了大屠杀的史实，看到了侵略者的暴行，从而再次感受到了我们民族记忆的伤痛。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促使观众警醒并反思。片尾的那场废墟上的舞蹈，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力揭露了屠杀和强暴，也更触及侵略战争的本质，在战争结束70余年后，当我们看到这段异族的舞蹈在我们的土地上跳起，我们更加体会到那段历史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它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中国电影作者的勇气。 　　 　　二 　　 　　自法国文论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上世纪60年代末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以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它已成为当代文艺批评的利器之一。互文性理论将文本及其生成机制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探究：纵向上，它从历时的维度考察前文本(文化)对当下某一文本及创作主体的影响；横向上，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共时研究，让文本在文本体系和文化表意实践中确定其特性。在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系统中，互文性理论将文本、主体和文化三者结合在一起，强调了文艺活动中的多重对话：文本的对话、主体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在互文性视野下关照《南京!南京!》，它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电影文本，作为文本之网中的一个节点，它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于其他文本。 　　在陆川的《南京!南京!》之前，中国大陆拍摄的正面触及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文本有两个，《屠城血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