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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搜索宪政思考 　　【摘要】“人肉搜索”事件频频上演，善恶是非比比皆是。站在宪政的高度看.它是完政“相对残缺”背景下自发的代替性机制。在正义之器与网络暴力的双重身份中体验着立法采取的不同态度。其背后隐藏的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如何获得平衡解决.或许由此所引发的宪政视野下网络社会的构建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宪政　言论自由　隐私权 　　“人肉搜索”也叫网络通缉令，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其一经出现即成为网络新宠。作为一种信息搜寻方式，“人肉搜索”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了越发重要的作用，是公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重要表现。客观上能够对违法行为产生震慑，但同时也有可能带来网络暴力，侵犯个人隐私权。近年来，“人肉搜索”事件频频上演，人们对其褒贬不一。 　　一、“人肉搜索”现象的成因 　　“人肉搜索”现象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不乏人们的好奇心使然、正义之心使然，网络普及的推动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等。综合考虑这些表面因素，从宪政的角度出发，“人肉搜索”现象的成因主要在于： 　　(一)政府体制不规范，有效监督体制的缺失 　　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体制上的不完善，政府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怠于行使职权等腐败现象不断涌现。然而，对此我国目前却没有相应的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至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这与公职人员理应具有的廉洁奉公，执法为民，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形象形成极大地发差.势必激起群众的公愤.一个可行有效的监督机制呼之欲出。而“人肉搜索”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一种舆论监督，通过网络社区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与隐私，并把这些细节曝光，以达到揭露腐败惩治腐败的目的。“周久耕事件”1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二)法律的不成熟、滞后性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新变化、新问题。面临这接踵而来的各种问题，法律的滞后性凸显出来。由于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等方面的不成熟、不规范，给不法行为提供了“占空子”的机会。“人肉搜索”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公民的隐私权问题。我国法律的不成熟、滞后性，对隐私权的立法滞后，对个人数据保护不力，对网络行为规范不到位，给“人肉搜索”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以至于恶化为“网络暴力”、“最恐怖的社会搜索”。 　　引用一句话来归结“人肉搜索”的成因及本质最恰当不过“在公民社会与政府体制‘双重不规范’和宪法权利‘现实残缺’的条件下.‘人肉搜索’实质上充当了宪政供给不足时的一种替代性机制”。 　　二、“人肉搜索”的现实困境及出路 　　(一)正义之器抑或网络暴力 　　从2006年的“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到2007年的“流氓外教案”、“华南虎事件”、“张殊凡事件”以及“人肉搜索”第一案――姜岩案，从2008年的“周久耕事件”、“留美女生支持藏独事件”到2010年笔者切身经历的南京某高校的“圣战门”事件.“人肉搜索”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有人称其为互联网革命、民主进程的助推器，也有人视其为变相的“以暴制暴”。 　　“‘人肉搜索’，禁还是不禁，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让整个社会都感受到了它那‘痛彻心扉的温柔’。”可以说，“人肉搜索”的最原始驱动力在于揭示真相和维护正义。“拼命地去曝别人的隐私其实就是为了正义。”正是基于这一质朴的诉求，无数网民才对此“孜孜不倦”，方能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效应，一些公共事件的真相才得以被迅速有力地揭示。我们因此得以获悉“天价烟”，得以见证腐败势力的轰然倒下。“人肉搜索”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不可莫测的网络舆论监督，使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领域无限扩大，让官员们如履薄冰，不敢妄为。毋庸置疑，“人肉搜索”作为正义之器，广泛进了民主进步和社会发展。“人肉搜索”的参与者在黑暗社会是正义使者，在法制社会则极有可能是网络暴民。“铜须门”事件、“张殊凡事件”、姜岩案隐射了“人肉搜索”背后的网络暴力。在“人肉搜索”下，当事人隐私权无，被威胁、被中伤、被恐吓，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精神伤害，对其生活、学习、工作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人肉搜索”所潜在的“以暴制暴”、“道德审判”在当下的法制社会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二)法律规制的困境 　　两种立法态度。正是基于“人肉搜索”所呈现的正义之器抑或网络暴力两种截然相对的状态.立法也对其采取了截然不同态度.社会各界对相关立法也因此众说纷纭。2008年4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擅自向第三方公开他人电子邮箱地址和其他个人信息资料”。这是较早对与网络相关的“个人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地方立法规定。2009年1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