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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法理学体系建构 　　摘 要： 中国现有的《法理学》教材编写存在着无法“应用”、无法“深入浅出”，以及违背“深入浅出”思维规律的问题。为回应法律实务的要求，《法理学》教材必须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重新设计，突出“应用”导向、“案例”导向和“层次”导向。基于以上考虑，作为应用法学内部独立学科的《应用法理学》，在教材编写上，其主体结构可由导论、法律社会论、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论和法律方法论构成。 　　关键词： 《应用法理学》 教材编写 体系建构 　　 　　一、现有《法理学》教材编写误区 　　（一）无法“应用”的《法理学》 　　《法理学》是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主干课程之一，是法学的入门课程。当然，也有一些高校尝试着将《法理学》的内容分解为两门课程，即入门课程（如《法学导论》或《法理学初阶》）和提高课程（如《法理学进阶》）。当然，多数高校仍将法理学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来对待。不过，这些《法理学》教材有一个共同点，即主要是从教育者的视角来编纂教材体例的。虽然各编者基于不同的逻辑和写作思路编写《法理学》课程体系，但是，其中的法理学内容与部门法之间的联系薄弱，学生学习过后多感空泛，也无力把法理学的内容用于指引和容纳部门法的学习。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学》是不能够“应用”的法理学。 　　在法学界内部，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相互认同度不高，部门法学者指责法理学“玄”，脱离实际；部分法理学者指责部门法学“技”，档次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负引导法学学生入门的《法理学》无法在教材体系的设计上有效沟通法律“理论”与“实践”。而法理学的教材之所以如此，从视角来看，是没有从受教育者，没有从“应用”的角度写作法理学，这是一种指导思想的偏差。 　　（二）无法“深入浅出”的《法理学》 　　当前我国《法理学》教材的另一个普遍特点是，重宏观概括，轻具体法律实务问题的解决。其实，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法理学》的同质化现象极其严重，以至于任何一本《法理学》教材都可以在实际上被另一本所取代。因此，当前《法理学》教材编写的繁荣，隐藏的是质量的普遍下降。这主要表现为，法理学在内容上，偏重于阐释基本概念、历史梳理和一般原理的过度阐释，没有或很少有相当的现实案例佐证。有的教材由于受编写者研究方向和领域的限制，过度倾向于法哲学甚至政治哲学方向，从而在写作中体现出来，结果引导学生从哲学或政治的角度思考法学，学生也就随之偏离了法学的轨道。 　　法理学并非不能从哲学或政治的角度思考，但绝对不能每个人都如此思考。法学永远是法学学生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在《法理学》的教材编写上，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像法律人那样思考”。这种思考不能是纯理论的，而只能是从案例中来的。《法理学》应当从理论上深入，但理论只能从“案例”中浅出。 　　（三）违反“由浅入深”思维规律的《法理学》 　　基于逻辑体系的考虑，现在的《法理学》教材在主要体系建构上，往往把法律价值论内容放在教材的前面来讲，而把法律社会论部分放之于后。尽管这可能符合作者的逻辑体系，却不符合一般法学学生的接受习惯。 　　一般的规律是，由浅入深易，由深入浅难。法律价值论由于涉及正义、自由、秩序等较抽象的范畴，多数学生接受起来不是感觉难以理解，便是感觉空洞。其实，学生对于这些抽象范畴的理解，若是建立在较为扎实的法学功底上，则自然不会觉得深奥。因此，夯实学生的法学本体论基础更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法理学》教材中关于法律社会论部分，往往阐述的是宏观法律社会学内容。对于学生来说，里面的基本内容显得空泛，理论深度不大。必须改变《法理学》教材内容的体系编排，按照“由浅入深”的原则重新整合。 　　二、《法理学》教材编写误区之纠正 　　（一）《法理学》的“应用”导向 　　法学是学以致用的学问，作为法学的入门课程，《法理学》必须在基本导向上向“应用”倾斜。新中国的《法理学》最初受前苏联的影响，叫做《国家与法的理论》。因此，《法理学》的法学意味几乎被政治吞没，丧失了法学的性质。而到上个世纪末，《法理学》的名称在被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同时，在内容上虽然加大了法学的内涵，却是以理论导向为主的，无法回应社会法律实务的理论指引要求。换句话说，《法理学》虽然阐释了法学基础理论，却是无法应用的法学理论，是与法律实践脱节的法学理论。 　　社会法律实务对于法理学提出的新要求是，成为可以应用的法理学。这在教材的编写导向上，即是要求创立《应用法理学》。《应用法理学》要完成三个基本任务，一是介绍法学和法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二是以“应用”为导向，加大法学理论的“技术”含量，为法律实务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三是在功利的层面上，可以成为学生司法考试的复习教材。 　　（二）《法理学》的“案例”导向 　　传统的《法理学》由于多在理论上打转，无法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亦无法以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