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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对公务员道德建设启示 　　摘 要：《贞观政要》是我国古代政治典籍，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其中官德思想影响颇为深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对于完善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贞观政要；官德；公务员道德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3-0001-02 　　 　　一、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 　　《贞观政要》是唐朝吴兢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编纂的一部政治典籍。吴兢(670-749年)，汴州(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荐入史馆，编修国史，玄宗时任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吴兢在史馆时，在实录以外采集了太宗与群臣对答之语，辑成《贞观政要》一书，共10卷40篇，包括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刑法、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的态度和做法，至如何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一部重要言论集，深受唐、宋以来有作为的帝王的重视。并且传入日本，一直是日本帝王的教科书。 　　传统的官德思想主要指从政者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品质，包含了君道和臣道。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包含了丰富的官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修身治国 　　唐太宗多次强调：“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1]所以在《君道》、《政体》、《纳谏》、《仁义》、《忠义》、《孝友》、《求谏》、《君臣鉴戒》、《俭约》、《仁恻》、《慎所好》、《慎言语》、《奢纵》、《慎终》等篇都论述了君臣要“仁义为治”、“忠孝一体”、“正人正己”、“克己抑欲”、“节俭修身”等内容，充分体现其官德思想。[2] 　　2、清正廉明 　　古代中国吏治强调“廉”，在唐太宗时期更是形成了“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3]的社会局面。唐太宗多次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2] 　　3、慎言慎行 　　“慎”作为居官之道，在中国的许多古籍（《诗经?大雅?抑》、《吕氏春秋?慎大》）中有记载，指出了君主和为官者应谨慎自己的言行，慎重对待自己的举止态度。正如唐太宗所言：“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4] 　　4、诚信天下 　　《诚信》篇描述魏征上疏论诚信。“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 　　5、尚贤重德 　　《崇儒学》篇载“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而在《择官》、《公平》等篇中都论述了 “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才行俱兼”的人才思想。 　　以上是关于《贞观政要》中官德思想的简要描述，充分体现了贞观时期，唐太宗和大臣的治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贞观时期的文治武功都是值得称颂的。所以《贞观政要》的官德思想对后世官箴的书写及官吏道德规范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二、公务员道德失范的经济学分析 　　对于公务员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国内学者分别从公务员道德教育滞后、市场经济的缺陷、市场化不彻底、传统文化的影响、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制度化不足、公共精神的缺乏等方面进行解释。虽都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但没有触及根本原因――利益的驱动。 　　卢梭指出政府人员身上具有三种特征：个人意志、团体意志和国家意志。[5]作为“公共人”的政府人具有以下特征：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人追求的首要目标；政府人的公共管理权力来自公众授权；社会公众向政府人提供全部的生活资料；政府人处于公共监督之下。[6]尤其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在目标上一致的。所以，我国公务员更应该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但“需要是个体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个体行为动力的重要源泉”。[7]“政府人”同样具有人性的需求。所以“政府中的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他自己本人，然后才是行政官，然后才是公民，这种级差与社会秩序所要求的级差直接相反。”[8]这样一来“政府人”不再是“公共人”，而是“经济人”。 　　“经济人”理论经过“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和“新经济人”三大发展阶段，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和外延日益成熟。其基本内涵是：一是人的自利性；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的理性假定。[7]所以作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