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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问政政府公共关系策略分析 　　作者简介：丁永玲（1964-），女，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关系研究。 　　*基金项目：武汉市民建基金资助项目（2014whmj08） 　　摘要：“电视问政”作为公共对话空间的重要平台，不仅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对于“公众参与”与政府公共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具体应用策略的考察和探索，在此对“电视问政”的媒介冲突框架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深入探讨了“电视问政”中所运用的政府公共关系策略。 　　关键词：电视问政;政府公关;公众参与;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D82;C912.31;G21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15.03.026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监督与制约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新媒体时代，公众的意见主张能自由地表达，公民的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社会舆论变得更加多元、复杂。如何保证社会公众意见表达的渠道畅通，是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能否得以顺利推行的必要前提。德国批判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大众传媒在其中可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展现其公共领域的特质，发挥令公众议事论事、参政议政的功能。哈贝马斯的观点受到我国多个省市政府为政者的推崇，近年来先后催生出了《电视问政》这样一种依托电视媒体直播问责官员的电视节目。 　　武汉是“电视问政”风暴的发源地。2011年在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的努力下，以电视作为“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中介媒体，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理顺部门监管职能，落实服务承诺，提升服务质量，优化发展环境，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收视热点和关注焦点。问题意识是节目的鲜明特色，全媒体互动是节目的亮点之一。 　　通过热线电话、卫星连线、微信和微博等平台，把政府、媒体和公众汇聚一堂，构筑起公共对话空间。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集中暴露、分析问题并提出整改解决承诺，营造了全民关注“城市治理”的热烈氛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政府公共关系行动传播。 　　一、电视问政的政府公共关系意义 　　“关系生态说”创始人陈先红教授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公共关系即是“第三方立场”＼[1＼]206。 在她看来，重要的不是公共关系传递的信息，而是公共关系居间的本质。电视问政的出现，给官民营造了一个新的公共对话空间，新的公共对话空间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政府作为社会的中枢神经，电视问政的广泛传播势必引发政府公共关系的持续推进。可以说，电视问政节目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信息时代公民素质提升、参政议政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更是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提升执政能力，转变行政作风，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必然选择。 　　（一）电视问政促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 　　电视问政是政府向社会公民表达的一个政治态度，它是一种双向互动、平向及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诚如李金铨教授所言：不仅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上下沟通，更是平等的平行沟通，总之就是民主的沟通＼[2＼]116。电视问政体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相互交融。这两种理性由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依靠着技术的发展实现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价值理性体现对人文世界的终极关怀，二者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关系。电视问政从老百姓切身关心的民生新闻出发，以解决关乎民众利益的城市问题为目的，让普通民众既是问题的提出者也是整治工作的验收者，以电视为主导的媒介合力透露出一种贴近群众的“人文关怀”，这是其最瞩目的魅力所在。 　　电视问政作为政府监管以及受公众监督的电视媒体节目，对公众的有效参与进行了有序的管理。首先是公众参与电视问政活动的有序性。在节目现场，参与问政的公众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监督员、市民代表、网络名人，还包括主持人、特邀评论员、特邀嘉宾和前方现场市民。对他们的挑选，都是经过一定的管理流程审核和沟通协商认可而准入的。其次是公众反映问题和验收结果的有序性。节目组设置各种媒介平台窗口，接受民众的质疑和咨询，并深入现场拍摄问题发生源头，然后公众对整治工作解决情况进行合格验收。验收环节由直播间亮出“笑脸”、“哭脸”牌以及热线电话、前方现场报道、互联网及微博询问满意度和现场考核评分组成。第三是官员执政的有序性。被问政官员收到质疑声后，作出临场判断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时间表，下节目后立即责询有关人员，快速层层追问，到事发地点整治，甚至对监管不力的官员负责人会级级查办。截止2014年，武汉市共举办了34场电视问政活动，17位市领导、48家承诺单位负责人走进电视演播厅，曝光400多个具体问题，问责5499人，其中局级干部41人，处级干部810人;给予纪律处分941人，组织处理4659人＼[3＼]。 　　政府公共关系是一种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政府与所处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