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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受托责任的历史比较分析 　　摘要：文章从历史制度分析的视角，对中外受托责任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发现西方的委托代理理论不能解释我国国企受托责任关系的现状。路径依赖效应强调了变革初始条件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国企改革中忽略了初始条件的设计，才导致了众多问题的出现和前行的艰难。在缺乏支持性制度的条件下，内部审计功能也难以奏效。 　　关键词：内部审计；受托责任；历史分析；路径依赖 　　审计产生的前提是存在受托责任关系。内部审计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又加了一层企业内部受托责任关系。现在的内部审计理论多集中在对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关于风险管理、控制和公司治理等内容上，关注各种企业中内部审计增值功能的实现。但是，我国的内部审计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与西方有很大的落差。西方的先进理念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有其不适用的地方。就审计的本质而言，审计是用来解释或解除受托人对于委托人的相关受托责任的。我国现时的受托责任关系与外国存在很大的差异，内部审计难以监督和确保受托责任的有效性。我国内部审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政府审计推动而产生的，并被纳入了政府审计的范畴加以管理。我们发现，正是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导致了二者的差异。先见的假定两者为同一事物，用同样的逻辑去衡量显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仅对中外内部审计进行横向比较缺乏历史的纵深感，不能就现状的合理性做出解释。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受托责任是指一种报告责任，是责任承担人向有关方面报告其行为过程与结果的责任。但是中外学者对于受托责任没有达成一致的理解：弗林特认为受托责任的特点“应当按照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道德标准的变化进行调整”（格雷，曼森，2003）。因此，本文从大历史观的视角运用历史比较分析来对受托责任进行研究，以期有所突破以往研究的不足。虽不免挂一漏万，却也能够说明问题。 　　 　　一、 西方受托责任的演进 　　 　　伯利与米恩斯对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程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权利和控制已经远离了普通股东，消除了所有者曾经行使的经营权所带来的制约与平衡。基于这种两权分离，受托责任得以产生：在委托代理关系和不完全合约的条件下，就需要对经营管理者的业绩进行审查、评价和证明。我国的学者大多也认为受托责任产生于两权分离。其实并非只有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受托责任问题：当某人受托代表其他人管理财产或进行商业交易时，就认为他与财产收益人或商业受益人建立了受托关系，具体含义或内容可以通过法律、协议、惯例或口头约定来确定。 　　受托责任的迹象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对公共财政的详细核对和复查制度，后被荷兰、英国、美国依次继承发展而传到其他国家。我们运用大历史观，把研究时期分为三段：希腊罗马早期、中世纪时期、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时期至当代。 　　希腊、罗马早期。希腊是海洋国家，其领土包括希腊本土和海外殖民地，而殖民地事实上成为了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商站网。海外殖民与城市自治精神使得这些城市国家的政体摆脱了血族基础，转而以契约为基础。雅典通过历次改革，实行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运用公民大会来审查将军任满离职时对公民的受托责任。铸币促进了存款银行业与商业信贷的兴起。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成了爱琴海的金融中心。雅典的银行既组成为独资企业，也构建为合伙公司。在古罗马征服了希腊之后，其政制继承了希腊文明，在产权法、债权法与财产继承法方面也进行了重大创新，规定了对他人债权的保护。 　　可以看出，这里已经出现了两种受托责任类型：第一种是由城市自治和直接民主而产生的公务人员、被选举者对选举者所承担的政治决策责任和公共管理责任，政府官员的行为使得受托责任的信念根植在人们的心中；第二种是由商业借贷而产生的债务持有人对债权人的财务偿还责任，进而由罗马法加以强制。受托责任的产生受到了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惯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中世纪时期。奴隶制和大土地占有制遍及整个罗马帝国，地方政府和庄园政府合二为一，由此，封建制度产生了。但它确是由过去的法律演变而来并且是以现存事实为基础的惯例迅速增长而造成的，是以公开或隐藏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设施。皇家庄园的居民隶属于皇帝私人的管理人。大领地成为国家中的半独立国家。受托责任关系表现为贵族或地主与其代理人之间的直线联系。由于马尔萨斯幽灵的存在和对逃离农民的庇护制度，采邑领主不得不采用以惯例为主的契约形式以军事保护换取下辖农民的劳役。11世纪~13世纪的拓边运动使内陆农产品市场发展起来，货币支付代替了劳役，最终土地得以自由转让。教会的腐败使得寺院制度兴起，后者把庞大财产归于集体所有，并从适当管理中受益颇丰。这些田庄管理手册及论文在13世纪流行于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 　　中世纪商业运营方式发生了重要创新，象领事、商业法院、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