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关环境税费污染减排效应实证研究.docVIP

中国有关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实证研究 　　摘要 在经典环境库兹涅兹模型基础上，构建包括环境相关税费在内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工业“三废”为例，实证分析了我国有关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利用200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除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减少了工业废水排放、消费税的征收减少工业废气排放、增值税的征收会减少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外，各税种并未有效起到减少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甚至是相反；排污费的征收没有减少工业“三废”排放，相反还引起了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增加。分时期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2001-2007年而言，无论从工业企业税收总体来看，还是分税种来看，2008年后环境相关税收的污染减排效应整体上都有一定改善，近年的税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税收污染减排的功能失效，但整体而言，我国税收的污染减排效应还不明显；与2008年之前相比，排污费的征收引起了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增加。为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应改革完善环境相关税收制度；同时，规范政府行为、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和营商环境；并强化环境规制和问责。 　　关键词 环境税收；排污费；工业“三废”；“双重红利” 　　中图分类号 F8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8-0084-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8011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持续提高，但与此同时，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资源过度开发和大量消耗，经济增长和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不仅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制约和损害着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人民福祉的提升。为降低污染、实现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需综合利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重要的资源配置工具，是促进污染减少、环境保护的重要政策工具。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这表明我国今后将更加注重运用税收来促进减排节能与环境保护。我国税制中有大量体现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政策导向的相关税收政策，如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这些税收政策是否发挥了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作用，中国的税收“绿”吗？认识该问题，对于优化我国环境税收体系，绿化我国税制，促进环境保护、减少污染，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要价值。 　　1 文献综述 　　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1]最早提出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排污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差距的税收治污思想，也即“庇古税”和“污染者付费” （Polluter Pays）思想。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环境保护税问题逐步成为西方各国公共经济学以及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热点。有关环境税收的研究中最为著名的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理论。该思想最早由Tullock[2]提出，其基本内涵是，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抑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环境；而且可以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劳动产生的扭曲作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就业、经济持续增长等。也即是获得环境改善（第一重红利）及税制对劳动、资本造成的扭曲性减小（第二重红利）的双重红利[3-4]。 　　从20世纪90年代起，“双重红利”理论引发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一些研究支持环境税环境保护红利和效率红利，双重红利的存在。Goulder[5]和Bovenberg[6]研究认为环境税可获得降低污染外部性的“环境红利”及其收入用以减少现有税收扭曲产生的“效率红利”。Goulder[5]将“双重红利”分为强式双重红利假说和弱式双重红利假说。强式双重红利假说认为环境税通过替代其他税收，旨在促进外部成本内部化，不但有改善环境的效应，还有提高税收的整体效率。Bye[7]分析了二氧化碳对小型开放经济的效应，肯定了强式双重红利在长期中是存在的。Benton和Jacobsen[8]运用CGE 模型对强式双重红利的存在性进行的实证研究同样支持双重红利的存在。Wiepke Wissema和Rob Dellink[9]使用CGE 模型来模拟爱尔兰用于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税的施行情况，研究发现碳税相对于统一的能源税能够减少更多的排放。Glomm，Kawaguchi 和Sepulveda[10]运用一个标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美国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提高汽油税率并同时为所得税减税会产生双重红利，一方面改善了环境质量，即获得了环境红利，另一方面汽油税改革拉动了消费，获得了效率红利。 　　李建军等：中国有关环境税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