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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用典的符号学分析 　　摘要：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标志之一，典故由来已久，并始终在诗歌创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文章集中从三个层面对典故与符号学之内在关系展开详细分析：首先，梳理典故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古代诗歌中的使用情况；其次，从西方符号学的角度探寻典故的理论涵义；最后，借助符号学知识揭示典故在诗歌创作中规避弊端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典故；符号学；中国古代诗歌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3-0137-05 　　 　　一、典故之应用概观 　　 　　典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中国文学就是从典故中生发、繁衍、发展的。典故――典制和掌故，《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后汉书》卷四十二)。典故的运用由来已久，中国崇古贱今的思想浓重，文人著书立说往往要引用古人古事以加强说服力，如刘勰所言：“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儒家崇周文之郁郁，重古代礼乐制度，自不必说了。《庄子》中有“重言”一法，就是引用古人的言语事迹来说理，尽管多不属实。法家虽然主张“法先王”，但也免不了引古证今。 　　诸子散文用典并不偏重文学性，而典故在诗歌中的运用早在诗骚中已初露端倪，但还处于自发阶段。到了文学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援引典故作为一种文学手段开始引起文人的更多关注，此时重才学、喜隶事的风气也对此有所推动。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言，“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刘勰也专门在《文心雕龙》中开辟《事类》一章来讨论用典问题。 　　古典诗歌往往追求一种“言外之意”、“境外之境”、“象外之象”的审美效果，倾向于“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而中国古典诗歌，包括词在内，在这方面做得也很成功。这除了在境界、意象上努力营造外，用典也是极为重要的手段。中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为诗歌创作大量用典打下坚实基础。更主要的是中国诗歌长久以来讲究抒情的宛转曲折、反对直白。典故在诗歌中的运用自古有之。如柳宗元的《行路难三首》(其一)：“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跟北海超昆仑。……”就是引用了“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运用了“王谢”之典。典故本身是有含义的，诗人在创作的时候运用典故来含蓄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典故融汇着作者的感情和经历，而作者的感情和经历也通过典故一点点渗入整个诗意中，含蓄蕴藉。人们在阅读诗歌的同时，必须先弄懂典故自身的含义，并透过典故来关照整篇诗歌，这样读起来便耐人寻味、意蕴悠长。 　　 　　二、典故之符号学意义 　　 　　以上的过程恰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符号学的原理相符合。何谓符号呢?赵毅衡先生在《文学符号学》一书中做出如下定义：“符号，即发送者用一个可感知的物质刺激，使接受对方(这对方可以是人、其他生物甚至具有分辨认知能力的机器)能约定性地了解关于某种不在场或未出现的某事务的一些情况。” 　　前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Lotman)认为，在其他种类的文学形式中，沟通与信息的关系是成反比的，即要想沟通得越发畅快，文本中符号的信息量就要承载得越少。然而在诗歌中此理论是行不通的，非但行不通，而且截然相反。一首诗歌只有含有充分的信息，它才能成其为一首好诗。所以，洛特曼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信息就是美。谈到此，不难看出，作为符号学塔图学派的领军人物，洛特曼推崇诗歌以少字含多义的做法。要做到少字含多义，最为经济的方法就是用典。在符号学理论看来，典故是一种包含丰富的艺术符号，在表达中的独特魅力是一般词语所无法比拟的。 　　例如李商隐的《无题》：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初读这首诗时见到的是其符号的表层信息，“锦瑟”、“庄生梦”、“望帝托鹃”、“沧海”、“蓝田”等字面意象。而后，经过语言符号所指涉的典故唤起读者对远古的记忆，即上述诸种意象指涉的典故和神话，从而使阅读上升到意义层面。最终，由远古的记忆反观作者的情感经验，从中体会到当下诗中契合后的境界，即诗人对过往的缅怀，对今朝的长叹。将典故纳入到诗句中，能极好地形成李商隐诗歌“内容的深微化”和“意境朦胧化”。西方符号理论把人称为“符号的动物”，人有逻辑的驾驭语言符号的能力，从而显示了与动物的区别。但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发展。维柯认为西方文明史由神话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组成。而人们总要追溯前两者，诗人通过神话唤起本民族深沉的记忆，而这种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