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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到民族生态中国多元共生理念的形成 　　文章结合民族主义理论，观照中国近现代历史，讨论从民族国家到民族生态的理路，勾勒中国“以族统国”到“以国统族”的发展轮廓，提出民族生态的新思考。中国经历了从“以族统国”到“以国统族”的过程，外来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理想让位于多族共生、和而不同的现实考量。当今中国的民族关系已经不是互相兼并、互相排斥的民族关系，而是多元一体、互补共生的民族关系。拥抱差异，守望尊严，追求重叠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全新的民族生态圈。 　　国族思想；中华民族；以国统族；重叠共识；民族生态 　　C956A009007 　　一、 现代性：国族思想的兴起 　　在欧洲和美洲，“民族”（nation）原指同乡学生或不同教派。① 但是，在18世纪，由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强大影响，由于商业、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大转型，由于民众反抗王朝高压统治的运动，也由于通信和交流的发展，民族主义将“民族”政治化，使之具有现代意义。② 当然，高文化（high culture）③和现代教育对于民族主义的产生也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④盖尔纳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简要而精准：“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⑤无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还是消极的民族主义，战略民族主义还是权宜民族主义，都会被这个定义圈定套牢，没有例外。启蒙主义者强调理性和个人自由，而浪漫主义者更关注主体性、感情和激情，重视对于同文、同俗、同乡的心理依赖。⑥以赫德尔和费希特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推动“一族一国”和“同文同种”相结合，为原生型民族主义提供了指导思想。可以说，浪漫主义是民族主义的表亲，是“同文同种同国”理念的强大推手。 　　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互相推动，“同文同国”和“同文同种”合流，发达的劳动分工让“国族”（nation）格外突出，⑦ 俨然以调节各种利益的最终堡垒自居，国民身份代替传统的家族和部族身份，成为个人的“最高身份”。盖尔纳引凯杜里的观点，认为不是民族主义要推行同质化，而是“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必然带来的同质性，最终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⑧，即客观规律是因，民族主义是果，就像十月怀胎，非生出来不可。 　　当然，盖尔纳低估了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是人类公平正义的理论追求，一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实用考虑。人类为了和平共处而追求公平正义，他们不会因现实残酷而放弃理想；谁也不愿意花费高额代价，甚至不惜同归于尽，来实现“同文同种同国”。一方面，“偏袒、为自己或自己的情况而破例的倾向是人的核心弱点”②③⑤[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3、9、166页。，民族主义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实践本身是博弈，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可能在“无谓的决斗”中把自己和对方都消灭掉。妥协、让步，即“致中和”，是唯一选择。国家少，民族多，这是历史，是现实，也可能是未来。从表面上看，“一个政治领土单位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者同化所有的异族，才能在族裔构成上统一”②。但是，少数民族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更不可能随便背离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多数情况下，主流民族只能避免极端，采取“中庸之道”，给少数民族留下一定的语言、文化和信仰空间，并配备相应的政治权利。大民族首先要控制自己的民族主义，给小民族留下些自治空间，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时候多讲协商艺术，守望尊严，交流情感，尽可能各得其所。 　　纳日碧力戈：从民族国家到民族生态：中国多元共生理念的形成 　　国家与民族各有起源，且具有偶然性。“国家当然是在没有民族帮助下出现的。一些民族当然是在没有得到自己的国家的祝福的情况下出现的。”③工业革命以来，民族主义努力促成国与族的结合，建立理想的“国族”，对于那些被压迫民族来说，其感召力不言而喻。如孙中山说，本族人掌握政权才算有国，他族掌权的国家就不算我族之国。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五权分立》，载黄彦编注：《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页。 　　全新的“国族语法”在现代性运动中诞生，它不同于传统的“宗族语法”和“部族语法”，不满足于血缘和地缘的一致，而是要求民族边界和政治边界的一致，即“国”与“族”叠加的“国族”。传统为国族建构服务，提供原材料，按照“国族语法”排列组合，形成压倒一切的话语体系。需要指出，“国族语法”并不抽象，它建立在直观的物性之上： 　　提供给媒体什么思想并不重要：正是媒体本身，这种抽象的、集中的、标准化的、一点对多面的交流方式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自然地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而传播的具体信息包含的特殊内容却不重要。最重要的持续不断的信息产生于媒体本身，产生于这种媒体在现代生活中具有的作用。⑤ 　　“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