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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问责行政到协商式民主行政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方向探索 　　摘要：作为公共权力重要内容的政府责任来源于权力为权利服务的理念。现代意义的行政问责的终极目标在于行政人格的塑造与完善。我国责任政府建立的深层改革方向在于民主行政作为政府行政的价值理念与现实制度约束，而协商民主是在我国实现民主行政的可行手段与价值保障。 　　关键词：责任政府；协商民主；民主行政；行政人格；责任伦理 　　 　　责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mment)，既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价值诉求，又是一种有效的协制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我国政府改革领域主要内容之一的行政问责制作为责任政府最为基本的实践形式，标志着可问责政府在我国的初步建立。然而，从行政问责到责任政府的进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最终方向与价值取向应该是协商式民主行政。 　　 　　1　“(公共权力的]责任”概念梳理与运行基础 　　 　　责任制度，一方面本身是一种现代政府的制度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是贯穿于所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的一种价值理念和约束机制。公共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共同利益和共同秩序的努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普遍利益的体现和表达。在公共行政学中，政府责任体现为一种保证公共权力得以合理合法运用的意识和理念。 　　正义是公共权力的伦理约束，而公共权力的正义也就是权力对权利的忠诚，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此即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深层逻辑起点。权力对权利的忠诚自发的要求对权力的异化必须保持警惕：以大众权利为指归和服务对象的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被局部化甚至私人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服务大众的权力反而成为压迫大众谋利私人的工具，这必然要求公共权力从获得方式和运行过程都受到制约。更何况，公共行政是一种受市场调节程度不高的领域，难以形成足够的竞争力推动责任意识与职业道德的形成。因此，政府责任的实现，根本上取决于一种以公共权利为指向的责任伦理及相关的责任制度的建立，而责任伦理与制度的交汇点必然是行政人格的合理塑造与完善。 　　“责任”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发展与“自由”的内涵变化直接相关。在其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中以赛亚?柏林指出，自由概念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消极的”自由，指个人能够免于外在干涉而径自行动的范围；一种是“积极的”自由，指个人实现自主行动的能力和程度。传统的责任政府承担履行的是一种消极的责任和义务，即不得以积极所为侵犯公民个人权利，同时遵守法律。这种责任观念主要强调控制公共权力，以防止公共权力对法律法规的凌驾、违背甚至损毁，进而侵犯公民个人权利。传统责任政府框架内一切政治制度的设计亦均以此作为目的和价值定位，并在运行中体现为对公共权力的三种制约方式：道德制约、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而这些制约的最终体现都是法律制度对权力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进步等的作用下，现代政府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政府的―个重要特征是公共权力不再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人们迫切要求政府的“行政效率”与“行政作为”，以扩大人类的福祉，消弭市场失灵的恶果。然而，公共权力的积极作为必然会引发人民对公器滥用的可能性的担心。从公众的角度分析，人民渴望的是将公共权力这个利维坦控制在为公众服务谋利的初衷框架内，而“责任政府”的提出恰恰表明了人们对公共权力从伦理与制度层面的双重期待，也明示了公共权力机构自我约束的决心和努力。 　　责任政府不仅仅是对政府机构等公共人格的约束，也是对公共权力的具体行使者――公职人员个人的约束。政府承担积极责任，不仅意味着政府掌握分配的公共资源的增加，也意味着公职人员有更多“权力寻租”的机会与能力，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为行政人员的行为确立准则和制定规范，还需要为其构建起伦理观念和道德体系，用理性的力量塑造行政人员的责任信念和行政人格。行政体系的监督机制只是对行政人员的他律，这种他律促使行政人员遵从道德自觉和道德意识，进而实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不稳定的，行政人员的道德意识会随着监督机制作用的强弱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监督机制的空白点上，道德意识往往会被行政人员的个人私欲所征服。现实中的许多腐败行为都属于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有些时候行政人员是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但他却钻了监督机制不健全的空子，选择了“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能说行政人员已经丧失了道德意识，只不过他把道德意识封闭了起来，或是放在了个人私欲的从属地位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行政人格才是深蕴于行政人员行为背后的稳定、持续的道德力量。而这种行政人格并非行政人员先天具有，而要靠有效的责任控制机制加以形成和实现。 　　当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机制和理念在一个政府内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深入，并获得了良好的行政生态运行环境与体制环境时，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