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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本到课堂1930年代的新文学研究生态 　　摘 要：1930年代的“新文学”教学一方面通过学院内的经典化学术生产体制，不断反思与总结新文学的既成格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此课程与大学校园内正成为风潮的新文学写作热潮达成呼应，通过课堂发掘并培养新文学人才，从另一向量促成新文学的进一步长成。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课堂讲稿与其课程设置之间实际存在着某种张力，讲稿的系统化实际上要求着密集地传递知识；课程设置中大量出现的习作则彰显出一种活泼泼介入当时文学生态的意图，这实际上是对传统中文教育国学传统范式的某种颠覆。将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能够得到各大高校的容忍或说是接受，这本身就是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这一突破性成绩的进一步延伸。 　　关键词：新文学教学；新文学研究；知识生产；课本；课堂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1-0064-06 　　作者简介：国家玮，男，吉林长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副主编。 　　 　　一、从“概论”及“文学史”的书写谈起 　　1930年似乎是新文学研究具有某种“结点”意味的年头。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新文学的历史言说在此期大量出现，这不能不说与作为“舶来品”的文学史观念密切相关。关乎文学的历史在当时的很多学者看来，早已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存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西方文艺思潮的译介成为这场运动进行自我想象的基本维度之一。需要特别指出的则是，除却一般意义上的西洋文艺思潮（诸如现代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等）与大量文艺作品而外，文学理论的引入对于学院派们来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举当时影响较大的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为例，其译介作品中就有不少是专事文艺理论研究的著作，且较多是翻译了日本学者的。与文艺思潮的引入中日本的中介作用类似，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大致如此。当时颇为有名的《新文学概论》一书，就是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印刷的，著者为日本的本间久雄，由章锡琛翻译。该书到1928年9月短短4年之内，即再版4次，不断重印，可见其影响。该书详细地讨论了“文学的定义”、“文学的特质”、“文学的起源”、“文学的要素”、“文学与形式”、“文学与语言”、“文学与个性”、“文学与国民性”、“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道德”；著者并且直言不讳地在书前序言中提到其“后编”《文学批评论》是从“Gayley and Scott 的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与“Saintsbury的History of Criticism”与“Moulton 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及其他著作受得影响不少的。其介绍的批评方法也涵盖了“客观底批评与主观底批评”、“科学底批评”、“伦理底批评”、“鉴赏批评与快乐批评”。 　　随着这样一股浓烈的系统化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在学院研究空间中的不断深化，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法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理论体系的让渡。作为一种体制，大学教育本身即来源于西方，其以科学、系统地培养专才的教育理念渐次深入人心，成为国人追捧西方文化的重要一翼。在国文门或称国文系，这样的研究理路，特别是对“文学史”的热衷，则无论是在像北大、清华这样国学研究实力极强的大学，还是像燕京这样入学门槛较低的大学，都成为一种风尚。自1920年代以来就广泛出现的大量的文言或白话文学史（如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或以文言或以白话治中国古典文学，这样的风气是自上而下的。任何文学现象，无论是过往或是当下，一旦进入学院空间成为研究甚或教学的对象，则必须经由被体系化的过程才可能具备合法化的素质。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学院空间中对新文学言说的复杂性表现在，虽然学者们力图以纯粹学院的立场介入研究，但新文学运动本身又始终呈现出驳杂的变化趋势。一方面是正在“痛苦着等待深入新的组合”的文学生长；另一方面是必须以规训姿态出现的系统化、体系化、知识化的言说，两者之间的平衡究竟是如何达成的？新文学课程进入高校这一现象本身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将进入本文讨论的视野内。 　　二、粘连与断裂：新文学史书写的两种范式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1920―1930年间，中国学术界（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特别热衷于将讨论的主题以一个时间名词加以限定。虽然此时，“新文学”并非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被提出，但对于当下文学诸现象的概括与研究几乎都被置于一个时间断代之下展开。在这样的限定之下，关乎新文学的诸多话题里，便几乎看不到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任何评述，有关新文学的叙述中，我们总可以看到一种藕断丝连般的“寻父情结”。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义即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文化”、“新文学”的割断姿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