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知录8226杜子美诗注看顾炎武学术特点.docVIP

从《日知录#8226;杜子美诗注》看顾炎武的学术特点 　　【摘 要】 本文通过研究顾炎武代表作《日知录》，解析顾炎武的学术特点。认为此书涉及众多学术门类，并在每一门类中都取得了卓越的建树。其中的《杜子美诗注》就是在文学领域中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现的顾氏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博证精考的治学方法、独立创新的治学精神，为清代杜诗学研究，乃至为整个学术研究导引了方向，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开辟了丰富的门径。 　　【关键词】 顾炎武；日知录；杜子美诗注；清代学术 　　 　　顾炎武是被誉为清代学术“开山之祖”的著名学者。他的“经世致用”的为学方向，“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治学宗旨，严谨求实、精于考辨、独立创新的治学特点，则开启了清代反对空疏、追求实学的学术风气。而其所著《日知录》，则全面地展现了顾氏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凝聚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深心雄略。在此，我们仅选取《日知录》卷二十七《杜子美诗注》为例，来分析一下顾氏治学的主要特点，由此对清代考据学的基本学术倾向略作窥探。 　　 　　一、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在《日知录#8226;杜子美诗注》所展现的顾炎武的治学特点中，首先是他特别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在其《日知录?q杜子美诗注》中，就展现了他在治学态度上这种严谨求实的特点。 　　《日知录》卷二十七中的“杜诗注”一共涉及杜诗三十六首，每一首都有对杜诗字句的考证训诂，虽基本没有涉及诗意的阐释点评，却由于在字句考证训诂上的准确和富有说服力，诗意的难点也就迎刃而解了。如对地理的考释：“《行次昭陵》诗：‘威定虎狼都。’注引《苏秦传》：‘秦虎狼之国。’甚为无理。此乃用《秦本记#8226;赞》：‘据狼弧，蹈参伐。’参与白虎，秦之分星也。”［1］对诗歌词句的理解不凭主观推测，而是尽量找出其渊源所本，还诗意以本来面目，充分体现了顾氏求实的态度。又如对《垂老别》“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的注解，先云：“土门在井陉之东，杏园度在卫州汲县，临河而守，以遏赋，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2］标明诗中地名的地理位置及战略价值；再引《旧唐书》：“郭子仪自杏园渡河，围卫州，史思明遣薛岌围令狐彰于杏园。李忠臣为濮州刺史，移镇杏园渡。”［3］用具体的史实来证明前面的注解；最后引唐代诗人崔峒的《送冯将军》诗：“想到滑台桑叶落，黄河东注杏园秋。”［4］给读者以感性的体验。从对这个小地名的注解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顾炎武治学上的严谨和认真。顾氏严谨求实的态度，还表现在他能将博学多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他一生飘泊，可称是“东西南北之人”，每到一处，都要“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5］用实地考察来检验补益自己的学问，其态度和方法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求实”，而成为兼有考证之实和经验之实的“求实”。这就使顾炎武的治学，出离了一般学者只在书本上下功夫的局限，从而引领了清一代学者，既注重书本知识的积累、考据，又重视多闻多见、实际考察的经验获得，走上一条完全的“求实”之路，避免了某些考据学家脱离实际的弊病。 　　再如，对《天育骠图歌》四句诗的注解：“‘伊昔太仆张景顺，监牧攻驹阅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别养骥子怜神骏。’按史言玄宗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封，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上嘉毛仲之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是景顺特毛仲之副尔。今斥毛仲为大奴，而归其功于景顺，殆以诗人之笔而追黜陟之权乎？”［6］在此，顾炎武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指出杜诗与史实不合之处，显示出其作为学人的求真本色；而对杜甫在此或出于修辞的需要，或考虑《天育骠图》为张景顺所传而特意突出其形象与重要性，而故作诗人之笔，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即使诗人之笔，也要尊重史实，不能“追黜陟之权”。 　　顾炎武的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直接影响了清代杜诗学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顾氏考证成果被当时及后来的注杜诸家广泛吸取上。如朱鹤龄的《杜工部诗集辑注》卷二十末，便屡引顾氏《日知录》中的杜诗注。还有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对《日知录》的考证成果则几乎全部吸收。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在有关杜诗的注解中对所引用的顾炎武的考证，有的充分肯定，有的提出新的见解。无论上述诸家对顾氏的成果是否全部认同，都可以看出顾氏《杜诗注》对清代研治杜诗的影响。 　　不仅是杜诗学，在其他各个学科领域：如经学、史学、音韵学、金石学等方面，顾炎武的严谨求实学风对后来学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顾炎武在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中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7］可见他对于学问的“精慎”与“虚心”［8］，严谨和求实。后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