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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工培训的财税政策研究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农民工培训对于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三方都具有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现实国情下三方需要共同承担培训成本。据调查，我国农民工培训供给存在不足，政策支持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构建完善的公共财政和税收政策支持体系，是推动农民工培训的有效政策选择。 　　关键词：农民工培训；财税政策；服务型政府 　　作者简介：谭寒（1985－），男，湖北通山人，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2008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潘寄青（1956-），男，山东临清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理工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带头人，天津理工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山东财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农村农民教育问题和公共财政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提高我国农民素质的财政政策研究”（10BRK004）；山东省社科规划基地重点研究项目“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财税政策研究（08JDC035）；山东软科学“培养新型农民的财税对策研究”（2009RKA325）的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潘寄青。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0）31-001４-05 　　 　　中共中央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10年又连续七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相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发展战略。要想实现这些重大发展战略，“三农问题”是个不可回避的课题。“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农民问题，而农民工是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是农民工问题，而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关键又在于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在著作《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等科研成果上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对我国农民工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和理论探讨，认为农民工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P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民工荒’。只有到了这一点,才可能给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涨工资,获益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到了这个阶段,随着用工矛盾的缓解,就逆转了过去的趋势,收入分配状况会在初次分配的层面上得到改善。所以,‘民工荒’是个正面的现象。”[1]王德文、蔡?P（2008）利用Mincer(1974)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2]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在《改革》杂志上发表《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2006）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坚持不断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对解决农民工问题至关重要。农民工素质不高源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要把提高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教育体系中一项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来抓。”[3]天津理工大学潘寄青、沈??（2009）在《生产力研究》、《山东社会科学》、《求索》等杂志上连续发表论文指出，农民工培训应该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我国政府在公共财政上应该加大支持农民工培训的力度，我国应该建立农民教育和农民工培训的财政支持体系。农民工培训对于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都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效益。而在中国，农民工培训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政府的公共政策，构建完善的公共财政和税收政策支持体系，是推动农民工培训的有效政策选择。 　　 　　一、农民工培训的供给存在不足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主要是指户籍身份在农村，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力。广义的农民工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人员和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4] 　　一般来说，农民工培训包括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其中引导性培训又被称为综合性培训，包括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与工作直接相关的技能培训。 　　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止到2007年中国人口总计为13.2129亿人，其中农村人口数为7.2750亿人，占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