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科研系统制度与文化思考.docVIP

关于国家科研系统制度与文化思考 　　引子 　　2010年9月，颇负盛名的海归、分别执掌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的施一公和饶毅两位教授在美国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文，抨击注重“拉关系”的科研文化在中国科学研究经费分配中的恶劣影响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高。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更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和争议。2010年11月8日，代表官方的科技部发言人驳斥了两位教授的观点。科技部发言认为，我国科研经费分配的体制是健康的，科学研究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2010年12月8日出版的《科学新闻》杂志第23期就此专门刊发了一个专题讨论。中科院上海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先生在他的答记者访谈《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中，批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夸大了“拉关系”文化的影响。蒲先生特别指出，实际上，近年来迅速成长的一批科学家的成就，并不是靠“拉关系”取得的。蒲先生特别强调科研人员要提高自身修养，他说：“除非科学家自己在参与制定项目指南及项目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施一公和饶毅在回应蒲先生的文章里表示，他们赞同加强科研人员自身修养的主张，但这跟他们呼吁改革国家科研体制的想法并不矛盾。 　　这次讨论的焦点，是科研系统中的经费分配问题。从各方所发表的议论看，近乎共识的观点是：我国的科学实验室在获得的科研经费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配不公，少数精英实验室掌握了过分集中的资源；在政府过分注重组织“大科学”研究的氛围下，更有生命力的“小科学”传统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作为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努力，本文尝试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科学研究系统。 　　 　　科研系统的制度与文化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科研系统的创新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反馈的结果，这个系统的主要行为者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以及参与协调和管理科研系统的政府机构。我国的科研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地方研究机构等研究实体和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等政府管理机构组成的。 　　科技部、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所管理的各类研究项目，是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保证这些经费被高效合理地分配和利用，需要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系统。这就产生了对科研制度的需求。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的定义，“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规一点说，制度是影响人们互动的一些人为的限制”。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的观点，“制度是由认知的、规范的、规则的三个方面的结构和活动组成的，它提供社会行为的稳定结构和基本含义”。可见，广义的制度，不仅包含了我们通常认为的法律、法规，也包含了社会规范、道德约束和文化基础的内容。 　　在国家科研系统中，制度的作用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提供信息，制订规则，从而大大减少了科研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科研人员在争取科研经费的时候，参照国家发布的指南，按照一定的程序申请、审批，才能有章可循，减少其他（比如人情等）因素的干扰。第二点，为资源合理流动提供便利。这里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设备、资金等。第三点，对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以及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管理，提供创新的奖励机制。总之，制度决定了在科研活动中涉及的各类交易活动的结构。 　　现代制度分析学派认为，制度是通过三类不同的载体得以传承的：文化、社会结构和常规。有了这些载体，制度可以在不同的权利范围内发挥作用。比如，一般而言，社会结构规定了行政系统、权力系统、政治体制和权威系统。在科研系统内，机构设置、隶属关系等等无不体现着科研制度的特色。文化是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承载者。制度对科研系统内部交易活动的约束，可以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类。正式的约束是通过规章制度和行政条例得以实现的，而非正式的约束则是通过文化来实施的。 　　诺斯认为，文化是在社会中通过教育和模仿得以代代相传的知识、价值观等影响人类行为的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宗教、信仰、语言、习惯以及处事风格等等。文化可以是信念，传统，价值观，道德标准，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关系。尽管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约束，其对科研系统行为特征的影响，并不比规则法令等正式的约束来得弱。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我国从欧美发达国家借鉴和照搬了不少科研系统管理的方法和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在中国并没有像它们在西方那样发挥着同样的效力。解释这个不同之处的要点，可能就在于文化因素等非正式约束力量。 　　 　　中国的民族文化对科研系统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