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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性别差异 　　摘要基于2015年对天津市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性别差异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6-006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6009 　　近些年，我国农地流转面积持续增长，到2014年6月底，全国流转耕地面积已达到3.8亿亩，流转率为28.8%。然而，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发展主要取决于有效的农地供给和需求[1]，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农地转出方的考虑至关重要，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考虑直接影响农地流转效率，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对农地流转市场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深入分析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有效增加农地流转市场供给，提升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水平意义重大。 　　1分析框架和计量模型 　　1.1文献回顾 　　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多年来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在国外，虽然也有农地流转的说法，但更常用的是农地交易的概念，国外学者关于农地流转意愿的研究由来已久。Bogaerts认为，中欧国家制度因素导致的交易成本上升抑制了土地交易行为[2]；Field和Conrad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土地规模、劳动力结构等是影响农民转出土地的显著因素[3]。Turner和Brand[4]、Lohmar[5]等发现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与其非农就业机会成正比。Deininger和Jin研究发现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与人均土地面积、文化程度、非农就业经历、非农资产比重等成正相关[6]。 　　国内学者基于我国农地流转现状分析了影响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聂建亮、钟涨宝指出，农地就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替代程度越高，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烈[1]。赵晓秋、李后建指出，自然灾害预期、土地出租价格、非农就业可能性等对转出土地意愿有正向作用，而粮食价格、租金收取风险具有负面作用[7]。赵光、李放研究指出，土地转出的预期回报、非农就业经验、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民转出土地意愿有正向作用[8]。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思路借鉴。但这些研究通常把农民视作“中性”、内部均质的整体，忽视了农地流转中的性别差异，这无疑会弱化相关政策制定及实施中的针对性和效果。事实上，由于在生理心理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资本、非农就业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农民在农地转出中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本文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1.2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解析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确定了农民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依据“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设，个人总是试图并能够判断选择有益于自己的行动方案。一方面，农民是理性行为者，必然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正如Schultz所言“与资本家相比农民都毫不逊色”[9]。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农民不仅考虑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还考虑附加在农地上的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养老、医疗等功能价值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对农地流转实地调研的结果，把影响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农民拥有土地状况。农民拥有土地状况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益，进而影响农民农地转出的意愿。本文选取“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反映农民拥有土地状况。一般而言，农地经营成本越高，预期收益就越低，通过农地流转提高未来收益的期望越高，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强烈[10]。农地经营收益越高，农地转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农民越不愿转出农地。 　　（2）非农就业状况。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农村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之间的生产效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