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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天人合一思想与近代中国转型思考 　　摘 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作为绵亘中国古代数千年的主导文化，作为弥漫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它在历史的发展途程中既有丰富积极的思想内涵，强调天与人的和谐统一，也有芜杂消极的观点，尤其是其变异发展的理论成为封建专制统治在思想上的“杀人”工具，更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转型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因此，我们必须辨证看待天人合一思想。 　　关键词：天人合一思想；变异发展；思想转型；矛盾冲突；辨证看待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中国传统思想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虽然中国古代有“明于天人之分”和“人能胜乎天”的思想，但这种积极主动和拼搏进取的思想不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思想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而极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演变及确立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天人合一思想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殷周时期，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主宰，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神人关系。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统，而民实则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他认为“礼”是天经地义即自然界的必然法则，人民必须按照天经地义的“礼”行事。这是把天地与人事联系起来，反映出了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照同样的法则运作的思想。战国时期，孟子将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上》）认为天有善善恶恶之心，人性天赋，善端与生惧有，因而性、天相通。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汉代，逐渐演变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援阴阳五行学说入儒，提出“人副天数”之说。他把人体与自然界的时令节候相比拟，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然而最先把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提出来的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在张载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他还认为，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即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的对立统一规律，它所体现的是自然界和人的和谐统一。至此，中国古代伟大的天人合一思想“完美”的确立起来了。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变异发展 　　 　　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主导观念和民族文化特质的典型表现，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早在在其尚未确立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走上变异发展之路。其时之“天”，已不仅是自然众神之首，而且是政治、道德的立法者。这一时期的大儒们极力提倡宇宙之秩序、万物之生长、王朝之更替、军国之大事都要听从“天命”。当时之所谓“圣人”者，惟顺从“天命”而已！事实上，当时整个儒家学说都是依赖于“天”，并都是在这至高无上的“天”之下去谈道德，做文章。或称之为“天命”，或名之曰“天道”，或冠之以“天理”，但“天”开始作为政治思想和人伦道德之本原，以异样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舞台。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等等，都充分说明“天”、“天命”、“天道”等所谓的天人合一思想已带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色彩和宗教色彩。 　　西汉大儒董仲舒其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尤其是他在“天人感应”论下把“天”进一步神化，天人合一的“天”被更深层次的政治化和宗教化了。甚者，董仲舒把世间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统归于“天”，是所谓“王者法天意”、“人受命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等等。在独尊儒术的刘汉王朝，天人合一思想的封建政治化与抽象性实现了统一。于是历代儒学大师便以此为基准，由天人合一化生出“三纲”和“五伦”，大肆鼓吹天之神圣，君为“天子”，君主一言一行即是“天意”，任何人都不可违犯，只能依附服从。这一理论使得天人合一思想完全服从于封建政治关系，使双向的政治人伦思想文化义务变成极端片面的等级服从，使得本来正常的人对人的关系变成人对理、人对份位、人对纲常的单方面服从、义务关系。 　　到了宋明清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变异发展更加消极，这主要体现在竭力标榜“天理”的程朱理学之中。这一时期，程朱等大儒建立了以“天理”为绝对核心的传统思想体系，而“天理”则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思想文化本体。“人伦者，天理也”［1］，“理者，五常而已”［2］。人伦五常就是天理。经过这个转换，人间的伦常之理就升成天道的法则，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种变异发展理论不仅为纲常名教找到了本然的根据，而且也使之具备了冠冕堂皇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在此基础上，程朱等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认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