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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土信仰嬗变及其生态意义 　　生态平衡的实质是“和”，也就是人自身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这一和谐境界的追求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中有鲜明的体现。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既有宗教自身的终极关怀，也包涵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精神。宗教信仰侧重关注人的内心心性的平衡，儒家文化侧重强调社会生态的平衡和稳定，道家文化则侧重强调自然生态的平衡和健康。这种天人合一、和谐圆满的文化精神为历代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文从后土信仰的发展演变，探讨了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后土信仰；嬗变；生态意义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5-0048-07 　　陈 伟(1957―)，男，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樊淑敏(1973―)，女，山西运城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上海 200234) 　　 　　天地信仰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中最根本的信仰之一，在古人的世界里，以天地为中心的自然不是被征服的客体，而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主体，是被人虔诚礼拜的宇宙对象，后土则是其中与土地关系最为密切、与生命和环境密切相关的一个神祗。以宗教仪式为载体的后土信仰，典型地体现了儒、道文化与宗教信仰在维持古代社会生态平衡方面的作用。对后土信仰进行生态学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有可资借鉴的作用。 　　 　　一、后土信仰的嬗变 　　在中国古代，后土的地位与天帝等同，并称“皇天后土”，早在原始先民那里已经形成宗教崇拜，官方自先秦开始祭祀后土，到汉代达到顶峰，后来道教也将其奉为尊神，而且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仰群体。后土信仰是一个相当复杂又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最早对后土的崇拜，是始于对纯自然的“土地”的崇拜，也就是对后土作为土地的物质属性的崇拜，是原始先民在强大的自然力制约下，对“土”的化育能力的膜拜。这样的崇拜，早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就已经出现。我们知道，处于野蛮时期的人类，面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和山川湖泊等自然物、自然现象。这一时期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大事，就是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万物之源，人们的劳动、生息、繁殖，无不依赖于它的滋养，人们的日常生活、基本需求都离不开它。人的愿望与需要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是相当脆弱的，自然和自然深处的力量严重制约着人们的生存。初具智力和意志的先民们，“把直接可以为感观所感觉的自然物或自然力，作为崇拜对象，但是人类并不是崇拜一切自然现象，而是崇拜那些对人类最有影响力的自然物。”[1](P75)这种对有影响力的自然物的崇拜，是后土信仰的一个原动力，是原始人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缓解恐惧情绪的心里疗药，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膜拜。 　　之后出现了人格神，将神人格化的前提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人们认识到人与神一样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由此对自身表示出关切与敬畏。《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2]这里也存在万物有灵的意识与观念，在原始初民看来，万事万物和人一样是有灵魂的，“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者，皆曰折，人死曰鬼”[2]，这儿的“折”是弃、败的意思，这个“鬼” 就是归的意思，也就是说万事万物同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行为的，于是出现了将自然神人格化的趋势。 　　而人格化就不可避免地涉猎到性别的问题，对后土的性别界定历来争议较大，当然这种争议不外乎两类，一种认为是男性神(如郑玄、蔡邕等)，一种认为是女性神(如丁山、薛艺兵等)。持男性神观点的学者认为，后土即社神，也指掌管土地的官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故有五行之官，是为五官，……水正玄冥，土正曰后土。”杜宇注解道：“土为群物主，故称后也。”[3](P1054)《礼记?祭法》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郑玄注曰：“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也，后土亦颛顼之子，曰黎，兼为土官。”[2]两处记载都表明，后土是上古时期管理土地的男性官员。其中的共工氏的儿子后土，有定边御疆的才略，是一位有功绩于人民的英雄，他通过自己的功劳获得道德完善，从而成为与土地有关的人的楷模，并因此成了社神。而这种把后土当作男性神来崇拜的现象，也体现了夫权社会以男性崇拜为中心的主流文化的影响。 　　认为后土是女性人格神的学者，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来阐述：“后”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女性形状，有的还带有明显的双乳。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后”字从女从母从子，像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