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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尴尬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一 　　 　　罗宗强先生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这一理论和方法的最早提出者，也是最强列呼吁者。1989年，罗先生在《文学遗产》第4期发表《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首次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第一步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工作便是还原”。2004年，左东岭先生在《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一文，将罗宗强先生的学术思想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求真求实与历史还原”。他说：“宗强先生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求真求实的研究目的。”有时候，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弄清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面貌本身，也可以说就是研究目的。‘有时候。复原古文论的历史面貌，也可视为研究的目的一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弄清古文论的本来面目，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并进一步评述说：“宗强先生既然认为求真或者说复原历史面貌乃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则历史还原便成为不言而喻的具体途径，所以他说：‘历史还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古文论的历史原貌’……正是追求历史原貌的一贯主张。使得宗强先生将历史还原作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他说：‘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的复原。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进一步对它作出评价，论略是非。这一步如果做不好，那么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把这一步的工作称之为历史还原。’” 　　如果仅看罗宗强先生的这些理论表述。我们以为罗先生真的达到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其实不然，罗先生的理论和实际操作存在很大的距离，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尴尬局面。罗先生在撰写文学思想史的时候。并没有真正遵循历史还原的原则，他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预设，那就是认为文学是重抒情、重形式、重美，并把这作为文学与非文学区分的标准。他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思想史?引言》中说：“三是在考察这三百八十余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时，我更多的是从文学自身着眼……我更重视文学的艺术特质，因之在描述文学思想发展的风貌时，也就更多地从这个方面着眼，尽量地不去涉及或少涉及非文学的东西，力图在清理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时，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显然，罗先生所谓的“文学自身”，就是重艺术特质的纯文学观念，他把这种纯文学观念当作是文学的本质，并以此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固然要重艺术特质，但是重艺术特质是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分界线，能否把这一标准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的考察。 　　不能否认，魏晋南北朝时代，已出现了现代所谓的纯文学的观念的萌芽。如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表达的文学观念：“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纹遒会，情灵摇荡。”然而，魏晋以后的人们谈论文学，尽管增加了抒情、审美、娱乐等内容，但也并没有将那些用于文治教化的文字(即所谓的非文学)与文学分离开来，只是将文学的文本形式进一步扩展，使得文学观念涵盖了更加广泛的领域而已。这只要看看《昭明文选》所选的三十几类作品和《文心雕龙》所论的三十几类文体就清楚了。罗宗强先生自己也说：“刘勰的文笔观，反映出他的杂文学观念。”并承认：“在创作实践中，文学的艺术特质是极大的发展了。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分离出纯文学来的地步。”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用今天的纯文学观念去考察古代的文学现象呢?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观念。韦勒克和沃伦认为：“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德里达认为：“没有文学的本质，也没有文学的真理。”文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文学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胡适也说：“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既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本质，当我们用今天的文学观念来研究古代的文学思想史时，正如罗宗强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理论框架去套古代的文学思想现象，就好比给司空图穿上西装、结上领带，显得不伦不类。”而罗宗强先生自己却没有完全逃脱这种宿命。 　　 　　二 　　 　　罗宗强先生深受“五四”以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