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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视角下体育理论界语言问题研究 　　针对“体育”一词的界定，在体育理论界形成了对待语言问题的三种态度：第一种认为语言应该是明确而具体的；第二种与第一种态度截然相反，认为那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种宏大叙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第三种则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认为语言问题在体育界无关大局，况且在这一问题上人们一直纠缠不清，继续争论下去既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然而，语言问题是体育理论界，乃至整个理论界的重要问题；体育理论界的语言应该，而且能够是清晰而准确的。 　　 　　一、语言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无论现代语言哲学的合理性如何，不管后现代语言哲学对其所做的批判与解构是否切中要害，单就语言问题本身，就是体育理论界的一个重要问题。个体的思维活动，即使是抽象思维，也都必须以语言为基础，并以语言来表达；同时，个体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当然会有不同形式的语言)。如果语言没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标准，人际间的沟通将无法进行，人们的思维活动也将一片混乱，无法正常开展。理论同样必须以语言为载体，因此体育理论界应对语言问题加以关注。 　　法国哲学学会前主席保罗?利科认为当今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便是这种对语言的兴趣。不过，国内学界并没有对利科所总结的当代西方哲学以语言理论的研究为先导、把语言学的研究置于人文科学领导地位的趋势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国学者王宾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语言的重要性。他在《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主体性的困惑》中指出：尽管“文化”的定义数不胜数，但构成一特定文化的核心内容无外乎两条――语言以及由语言模式决定的操此语言之民族共有的思维模式和情感表达方式；该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某种人文精神。他认为，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为某种宗教的或者世俗的终极关注，进而又提出，这种人文精神或终极关注要靠语言来反思或传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言问题的重要性。 　　 　　二、现代语言哲学及后现代语言哲学对它的批判 　　 　　现代语言哲学把语言比作一面镜子，坚信“语言可以精确地再现现实世界”，认为世界可以通过语言这面镜子真实地再现于受众的眼前。 　　海德格尔对现代语言观的批判主要集中于过去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将人视为认知主体，而把客观世界视为被动地等待人去认识的客体这一关系上。海德格尔的语言观认为语言具有赋予事物以本质的能力，并相信它能使存在的事物显露出来并固定下去。 　　索绪尔的后现代语言观既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又承认其“自足自律性”，因此也给人以相互矛盾之感，并被认为是“索绪尔理论本身的一点疏漏”。不过，笔者更愿相信二者是一致的。因为承认了语言的“社会性”――即它的约定俗成性，也就是承认了个体必须依照大家约定并认可的规则去使用语言的必要性――即语言的“自足自律性”。索绪尔的语言观中最重要的当属其提出的“符号的人为随意性”和“意义由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等独创性的观点，人使用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思；语言符号与语言的意义之间是一种自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是意义的载体，人们透过语言，对它背后的意义便能一目了然。索绪尔把语言划分为两个部分：物质部分和观念部分。前者指口语中含有特定意义的声音和笔语中含有特定意义的书面记 　　号；后者则是指当发出某个声音、写出某个符号时呈现于语言使用者头脑中的那个观念。 　　 　　三、体育理论界语言的精确性 　　 　　1.语言是否具有精确性 　　日常生活中确实有诸多语词的多义现象，比如“人”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下便可衍生出诸多含义(如可以指自然人、教化的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现代语言哲学特别强调语境的问题。然而，以此为视角来审视语言问题，并不能完全否定语言的精确性，或者可认为，恰恰是对语境问题的关注，才使得语言的精确性更加突显。因为“语言”是由不同的发音和书写记号，以及互为存在前提的观念之间的区别等差异共同决定的相互关联的因素所构成的系统，这种关联性便决定了语言的意义必须通过阐释而获得，而这种阐释又是以一定的语境为依据；同时，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实践形式的语言具有社会性，个体一经出生，便加入到了一个语言系统之中，他(她)只能接受这个语言系统，按照它的既定规则去参与人际交流活动。不同的语境当中，同一个语词会有不同的含义，但人际间的交流总是在一定的语境当中进行，在这种特定的语境当中，其意义必然是在约定俗成的规则之下相对确定的，甚至是唯一的。 　　2.体育理论界语言的精确性 　　在体育理论界，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主要缘于对“体育”的界定。的确，要想把“体育”这一概念的定义界定得尽善尽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干脆说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个体看待“体育”的视角有所不同；“体育”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