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野下反讽研究.docVIP

后现代视野下反讽研究 　　【内容摘要】#8201;#8201;后现代反讽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反讽。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反讽已不是单纯的修辞格，不是浪漫主义者的反讽式人生态度，更非新批评所谓的文学基本结构原则。反讽是后现代艺术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干预社会的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实践、一种具有双重言说功能的话语策略。对后现代反讽的重新认识深刻关系到我们对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解和评价。 　　【关 键 词】#8201;#8201;后现代反讽；话语策略；双重言说；文化政治。 　　【作者简介】#8201;#8201;陈后亮，山东经济学院外语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一、引言 　　 　　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反讽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18世纪的施格莱尔和黑格尔，再到19世纪的克尔凯格尔、20世纪的罗蒂、哈钦等著名思想家均曾对反讽做出过深入探讨。时至今日，人们对反讽似乎愈加关注，争议和分歧也更为突出。这是由于在来势汹涌的后现代浪潮中，“反讽已成为后现代艺术最主要的修辞策略”[1]，并被哈桑列为描述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十一个范畴之一。在哈桑看来：“由于缺少基本的原则或范例，我们转向游戏、相互影响、对话、讽喻、自我反指――一句话，转向反讽。”[2]不管是以詹克斯、波多盖希为代表的后现代建筑，还是库弗、多克特罗的后现代小说，抑或沃霍尔、杜尚的后现代美术，似乎都把反讽当成与社会、历史和他人对话的特殊武器。 　　后现代主义对反讽如此偏爱有佳，但后现代的反讽却非常不同于以往。遗憾的是，不少人仍然把它与反讽的传统形态混为一谈。比如从古罗马雄辩家昆体良对反讽的经典定义角度出发，把反讽理解为“意义与所说相反”的层面上，认为说话者使用这种修辞是为了嘲弄、挖苦或者讥讽他人，同时表现自己的幽默和机智等。这种观点往往把反讽看作可有可无的言词修饰术，充其量是把话说得更有水平而已。还有人则对新批评的反讽观念念不忘，把反讽当成一切文学语言最基本的结构原则，是“一种混合了遗憾与嘲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3]。这种观点不免失之于“功能主义、系统主义和反历史主义”[4]。另外受奥斯丁、塞尔和格莱斯等语言学家影响，单纯从语义学角度看待反讽的也大有人在。格莱斯认为反讽是对对话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的违背；塞尔则从说话者的意图与语句字面意义的特定关系上理解反讽。这种语义学模式的反讽研究缺点是忽视语境在言语交往中的复杂作用，将交际双方的立场、身份和背景等语用因素放置一边，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特征。所有这些方法在应对后现代的反讽时不免力不从心，因为后现代反讽早已不是雄辩者的修辞格、苏格拉底的人生态度或者布鲁克斯的诗歌原则，而是演变成广义的文化政治实践；它不仅是语言的、文本的，更是行为的、结构的。如何恰当看待这种新的反讽，将影响到我们对整个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评价。 　　 　　二、作为话语策略的后现代反讽 　　 　　如前所述，从语义学角度出发，把反讽当作一种孤立的、静态的和共时的语言现象来对待是很多人的研究途径。人们对反讽的一般理解――“一种复杂的修辞策略，籍此人们可以言在此而意在彼”[5]――即由此而来。但不管是格莱斯还是塞尔，其语义学研究方法均存在缺陷。比如格莱斯就没注意到反讽不但可以产生于对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的违背，也可产生于对其他任何一条准则（量的、关联的和方式的准则等）的违背。而塞尔则难以解释言者无心而听者有意的情形。影响反讽交际效果的因素不单是语言本身，更牵扯到其他许多非语言方面，比如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等等，这些可统称为语用因素，它们与运用反讽的实际环境密切相关。我们甚至可以引用S. Attardo的话来说：“反讽完全是一个语用学现象，跟语义学没有什么关系。它完全依赖于语境，虽然涉及说话者的意图和目的，但却不仅限于此。文本中的反讽意味从不被直接说出，而是需要被听者揣度而出。”[6]语义学方法过多倾向于说话者的反讽意图，却忽略了反讽的另一个重要的语用学之维――反讽的接受者。在加拿大理论家哈钦看来，反讽是一种话语策略，其中说话者的反讽意图只构成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假如有一位演说家，其含沙射影的手段极其高明，以至于他的反讽意图根本没被听众领会到，那这就不能算是反讽。真正的反讽必须包含说话者与接受者在特定情境下的信息互动，后者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反讽意义，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这种话语活动中去。哈钦认为，反讽者只是“使反讽产生”，接受者却“使反讽发生”[7]。 　　对哈钦来说，影响反讽意义传达的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却是交际双方的权利―话语背景。所谓阿拉伯的酋长难以理解林黛玉的哀愁，原因不单是文化教养不同，更有话语背景的不同。以往有人认为反讽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