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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反复语关联解读 　　摘要同义反复语又称同语式、重言式、同语等,其基本句型是A is A。国内外学者对其的理解过程观点不一,但普遍认为这是一种语用现象,应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其话语的含义。本文在语用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试着用关联理论的框架分析同义反复语的含义推导过程。 　　中图分类号:H313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同义反复语(tautological utterance),又称同语式、重言式、同语等,是日常会话和文学中一种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英、汉等语言中都存在这种语言现象。它是指用同一语词充当主语、宾语构成的判断句,主宾语词表面相同,而实际意义相异。从语法结构看,同义反复语其基本句型结构为A is A。从逻辑学角度讲,其逻辑式为 x(A(x)→A(x))。这种同义词语重复使用的独特搭配方式,使话语简洁有力,蕴含丰富。同义反复语作为一种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吸引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眼球。 　　汉学界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了“A是A”这一结构。例如,吕叔湘(1953)在论述判断句时就举过这样的例子:(1)尔为尔,我为我。(孟子)(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 这两个句中的“为”就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就)是”。吕叔湘认为,这种判断句是解释性的,说明某人是什么人,或注释性的,说明某物即某物。王力认为:“主位和表位相同的判断句,当主位和表位完全相同的时候,这种话似乎等于没有说。例如:(3)岳飞是岳飞。但是,有时候为了要表示某人或物和别的人或物不同,却用得着这种句子”。例如:(4)他的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5)你是你,他是他,你犯不着替他生气。这两位学者虽未对这一结构进行详细讨论,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注意到了这一言语现象,可见他们慧眼独具。 　　近年来,国外学者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同义反复话语进行了研究,他们各抒己见,观点不一:格莱斯在研究“合作原则”时,认为像(6)War is war. (7)Boys are boys.这样的同义反复话语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量的准则,因而产生了会话含义;美国学者沃德和希施贝格也提出要运用格赖斯的量准则和相关准则来解释同义反复话语。莱文森(Levinson, 1983)沿着格莱斯的思路进一步研究同义反复话语,认为真值条件相同的同义反复话语在会话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应归因于语境。总之,同义反复语是一种语用现象,其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规约性的,应该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其会话含义。 　　国内外学者对同义反复语的解读观点不一,孰是孰非我们还不可妄下结论。本文将结合英汉语例子,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用关联理论分析“A是A”这一结构的含意推导问题。 　　1 关联理论概述 　　Sperber和Wilson比较了交际中的代码模式与推理模式,并集中分析了Grice交际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交际理论―关联理论。它是对Grice“会话合作原则”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关联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归属为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说话人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因为他们对认知环境具有共识。认知环境就是交际双方共处的世界,包括交际时的具体客观情景因素和交际双方的主观心理因素,交际者对共处的认知环境的认识和把握是交际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说,交际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是否能显映(manifest)和互相显映(mutually manifest)。共处的认知环境越大,互相显映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认为,对话语的理解过程不仅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明示推理(ostensive inference)的过程,因此他们提出的推理模式被称为“明示推理模式”。“明示” 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明示”是对说话人而言的,是指说话人“明确地向听话人表示意图的一种行为”(Sperber Wilson, 1986:49),如果听话人能明白说话人所作的明示行为,那么我们就说这种明示行为是向听话人所显映的。明示行为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而“推理”是对听话人而言的,听话人凭说话人所提供的显映的方式进行解码,并将解码所得到的证据作为前提的一部分,再结合听话人本身的认知环境对话语信息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推理,最终达到对话语信息的正确理解。他们还认为,听话人理解话语的标准是人类的认知假设。在言语交际中,听话人对世界的假设以概念表征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构成了一个人的“认知环境”。一个人的认知环境就是由一系列可以显映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是认知环境中的这些事实或假设(或者称为旧信息)和交际过程中的新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关联理论认为人类认知事物时总是遵循着关联的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