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习学记言对管子解读.docVIP

叶适习学记言对管子解读 　　摘要:《管子》研究进入两宋后,对其文本进行深入、细腻的诠释、解读已成为时代风尚。叶适的《习学记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以唐虞三代之道“惟管仲知之”为出发点,对《管子》一书的思想真伪作了全面深刻的解析、评判。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的经典论断。此外,他在解读《管子》时还联系南宋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关注。 　　关键词:叶适;《习学记言》;《管子》;宋代学术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5-0030-05 　　 　　《管子》研究进入两宋,对其文本进行深入、细腻的诠释、解读已成为时代风尚。可以说,这种时代风尚既是当时学术繁荣的特有表现,又是此前《管子》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南宋叶适的《管子》研究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特征。叶适(1150-1223),浙江温州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进士,历任平江节度推官、太常博士等职,一生坚持抗金。宁宗嘉定元年(1208)罢官后,在永嘉水心村从事著述与讲学。他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有《水心文集》《习学记言序目》等著作传世。《习学记言序目》是叶适评论历代学术著作的专著,其中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宋文鉴四卷,计五十卷。其第四十五卷“《管子》一节集中体现了叶适对《管子》的研究。 　　南宋的朱熹与陈亮曾就王道、霸道展开辩论。朱熹认为,王道是仁义之政,霸道是功利之政。夏商周三代帝王实行的是王道,三代以后,以至秦汉及唐实行的是霸道。行王道,一切光明至善;行霸道,则是心术不正、人欲横行的表现。陈亮认为义与利不能截然对立,而是二者并存。三代之君是王、霸并用,汉唐的皇帝也并非只用霸道不用王道。就叶适而言,他认为三代之君亦有人欲,而汤武灭桀纣,有功无德;至于汉唐诸君,则无功可谈。他说,“尧舜三代之统既绝,学者寂寥,莫能推与,不得不从汉唐,然其德固难论。而功亦未易言也。……如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犹可以为功乎?今但当论其得志后不至于淫夸暴虐,可与百姓为刑赏之主足矣,若便说向汤武成康,大义一差,万世不复有所准程。”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对《管子》进行诠释、解读,就是以尧舜三代的理想治道作为其理论基础的。 　　 　　一、唐虞三代之道“惟管仲知之” 　　 　　唐代韩愈为了复兴儒学、对抗佛老,提出了自尧舜以来一脉相承的道统。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道统进行了改造,在孔、孟之间加入曾子、子思,并以二程作为圣人之道的接续者,构造出了理学的道统。叶适对这样的道统论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不同意理学家以接续圣人统纪自命而排斥其他学派的做法,对理学家构造的由古至今绵延不绝的道统传承也断然否定。 　　叶适认为,道始于尧,次舜,次禹,次皋陶,次汤,次伊尹,次文王,次周公,次孔子,“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但孔子之时礼崩乐坏,“道”己分散而不可复,“礼一日不行即一日坏,惟义数之在书册者尚可传,义理之在人心者犹不泯,故颜曾欲求于心,子贡游夏之徒欲求之于书,孔子皆指其偏失处,至明至切。然终以分散而不可复合者,礼已坏而不行,行之又无所因故也。”子思、孟轲之时,他们对道的理解更失于偏颇:“古之言道也,以道为止;后之言道也,以道为始。以道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为始者,子思孟轲也。”及至后世,“则又失其所以始而以无不通为道。夫行者以不得乎道也,故陷于迷;学者以不得乎道也,故趋于谬。”基于此,叶适认为,所谓的道统只限于尧舜至周公、孔子之间。“盖周公孔子之道,而学者喜为异以离之,其初不毫忽,而其流有越南、燕北之远矣。”后世学者已不复知此道。 　　然而,对孔子以“如其仁,如其仁”赞誉之的管仲,叶适却充满钦慕之情。他认为在管仲身上犹有周孔之道的遗存。《周礼》“盖周召之徒……章明一代之典法……而古今事理之粹精特聚见于此。”“此意至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在这里,叶适援引《左传》鲁僖公七年齐国谋郑于宁母一事,以证管仲对唐虞三代之道的传承。叶适还认为,在周室衰颓之际,管仲九合诸侯、尊王室攘夷狄,这与三代的王道没有什么区别。“周衰,圣贤不作,管仲相齐,成匡济之业,《春秋》二百余年载之。余考次仲事,与王道未有以异。” 　　 　　二、《管子》记录管仲言行存在不实, 　　宜以唐虞三代之道解读 　　 　　叶适认为,《管子》之所以取名为“管子”,是因为它记载了“齐桓、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而这部分“相与谋议唯诺之辞”主要体现于“三匡”。不过,“三匡”在叙述上“复重杂乱”,“浮传妄说”;其制国乡、属之分“纵横参乱,尤不近理”;“比闾什伍,纪叙其民”则为“学者因管子所言,张皇矜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