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docVIP

取保候审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 　　一、取保候审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现状 　　 　　1、案值不大,一般都刚过立案标准。如贪污案的案值一般在10万元左右,受贿案案值多在5-10万元之间,挪用公款在10-20万元左右。一般来说,案值大小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一些案值较小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取保候审也是符合刑诉法规定的。 　　2、犯罪对象多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关系网”。这也是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人大多具有一定的阅历和见识,深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在检察机关的证据面前能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比较配合工作。在我院立案查处的案件中,取保候审对象基本都能做到随传随到,未发生过弃保潜逃的现象。 　　3、办案时间较长。由于取保候审的期限可长达12个月,容易造成立案一阵风,侦查马拉松,在取证工作中缺乏压力和紧迫感。相比逮捕的案件,必须在两个月内侦结,侦查人员会自觉地开始倒计时,在法定时限内完成侦查工作。 　　4、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处理存在递轻的现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的自侦案件在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和涉嫌犯罪的情节以及罪名的认定上,有递减和递轻的现象。一般立案时初步认定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较为严重,侦查终结时会有所减轻,有的在移送起诉后,审查起诉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时又有所减轻或降格。 　　5、判决结果较轻,基本都是适用缓刑。上述取保候审的案件,除有一件被判处实刑外,其余案件都是适用缓刑。这也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定势:只要在侦查阶段适用取保候审就能判缓刑。 　　 　　二、取保候审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存在的问题 　　 　　1、取保候审条件弹性大,操作性有待增强 　　我国刑事诉讼法适用取保候审采用的是刑罚与社会危险性两重标准。刑诉法第51条第一款规定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轻微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这符合强制性与社会危害性大小成比例的诉讼原则。而第二款规定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这一范围过于宽泛。“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规定比较抽象,判断比较困难。现行法条对“社会危险性”既没有明确定义,也没有明确客观判断标准。从该规定的立法本意来看,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其被判处刑期的长短应该不是主要依据,而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必须结合犯罪的性质、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案件的复杂程度、对社会的影响等因素作综合考虑。但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一个具体的案件,上述有些因素往往是呈动态的,“要用‘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这样一个相对静态的结论来评估这些动态的因素,对于办案人员有时是勉为其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种法律上的抽象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缺乏相应的操作标准,检察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时只能根据主观判断来决定。 　　2、担保标准过低,保证流于形式 　　我国刑诉法第53条规定了保证人和保证金两种取保候审方式,即人保和财保。对于以收取保证金方式的取保候审案件,相关法律对保证金的数额规定不明确。根据两院两部《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保证金的起点数额为人民币1000元。针对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情况,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则规定了取保候审决定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灵活确定保证金的数额。由于该规定比较原则,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加之对保证金的管理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检察机关往往从手续简化考虑,一般不采取保证金保证方式。 　　对于保证人取保候审案件,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保证人应具备的四个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收到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但对“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规定比较抽象,对保证人的资格限定显得过于宽泛,使得适格主体过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保证人一般是犯罪嫌疑人的父母、配偶等近亲属或所在单位领导,保证方式是靠保证人的人格、信誉来保证的,因而在现实中容易出现保证人与被保证人的密切关系往往出现监管不力的局面,导致部分保证人的监督流于形式。 　　3、执行难度大,监管措施不完备 　　我国刑诉法第51条规定取保候审交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取保候审案件按规定也由公安机关执行。这样的规定没有区分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的差别,这造成了检察机关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时,本应成为整个侦查活动一部分的强制措施的执行剥离出去,不利于侦查活动的开展,既影响了侦查效率,也浪费了司法资源。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取保候审是由公安派出所民警具体承担,但派出所民警由于承担着户籍管理、刑事案件调查、治安秩序的维护、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考察等多项职能,自身职责就已经非常繁重,对于检察机关交付执行的取保候审更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