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语境下司法调解模式构建.docVIP

和谐社会语境下司法调解模式构建 　　一、和谐社会与司法调解的辨证分析 　　 　　（一）继承传统文化、实现和谐司法 　　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周代的地方官吏中设有“调人”一职，其职责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就是专门负责调解民众事务。春秋时期，孔子始创“无讼观”。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自此，“无讼”成为历代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执政者们追求的社会目标。 　　传统调解制度的产生和存在有其浓厚的文化底蕴。调解制度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在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下形成的“和合文化”。传统调解制度产生还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是家族本位的宗法社会。因此，一旦遇到纠纷，人们一般不愿意选择对感情伤害很大的诉讼方式，而倾向于选择以最小的感情伤害最大程度实现双方利益的调解方式。 　　现代法院调解是指在民商事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这是中国特有的诉讼解决纠纷的机制，它在快速化解当事人间的矛盾、降低诉讼成本、缓解审判力量不足、促进社会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追求社会正义、实现公正司法 　　我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调解传统，其原因在于调解的现实意义，即它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选择。调解制度是实现公义的重要选择，其内在根据在于其当事人主义的本质。 　　当事人主义这一现代调解制度的本质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诉讼是解决纠纷的现代主流方式，其本质是法律本位的对抗主义。其一，就其过程而言，诉讼缺少当事人之间的真正沟通，因为诉讼的结构仅强调每一方当事人与法庭的沟通。在法庭做出判决之前，每一方当事人及其律师都要尽力说服法庭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说服法庭的依据是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各种实体法和程序法。其二，就其结果而言，诉讼导致法庭依据法律对当事人做出具有拘束力的判决，判决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另外，诉讼的结果也是对抗性的，通常是一方当事人赢得官司，而另一方当事人则输掉官司，从而经常使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因而，著名的批判理论的代表哈贝马斯针对这一“法律对抗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殖民化”现象提出了其解决方案，即沟通理论。我们认为，调解就是一种通过沟通达到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因为调解本质上是一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在调解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的是一种彻底的当事人主义。 　　调解本质上是一种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纷方式。调解的特征是:当事人就纠纷的解决进行直接的对话和沟通，是否进行调解、如何进行调解以及是否接受调解的结果都依赖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调解者作为第二方的作用仅在于帮助当事人双方传达信息、沟通意见，发现共同点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劝导说服，但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与诉讼相比较，调解更彻底地体现了当事人主义，其实质是当事人自己决定纠纷的解决。由于当事人最清楚他们的争执焦点和利害所在，因此他们经过权衡得失之后所达成的合意能更充分地体现他们的利益要求。 　　调解的本质在于当事人主义，这就意味着在调解的过程中，争议双方更可能进行一种真正的、非强制性的对话，从而达成一种基于其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利益的共识。因此，与诉讼相比，调解更可能达到一种既符合形式正义又符合实质正义的理想状态，调解并不是次等的公义，相反它甚至能提供更高水平的公义。 　　 　　二、陈燕萍同志工作法理论剖析 　　 　　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全国多次会议上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能动办案司法理念，为法官开展案件的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近期，中央各大媒体广为报道的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江阴园区人民法庭副庭长陈燕萍同志无疑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理念，对其工作法思路和理念进行剖析，深入挖掘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将有助于司法调解工作更好地开展。 　　（一）“来自群众，回归群众”的调解方针 　　“为了让乡亲们能听懂法言法语，我还经常琢磨，把常用的民法条文译成大白话，译成当地口语，让乡亲们一听就懂，而且感到更加亲切。”陈燕萍同志是来自法院基层的一名普通的司法实务人员，秉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想群众之所想，察群众之所思，一切努力都为更好地化解群众纷争服务。陈燕萍同志的工作方法并没有高深玄妙之处，她只是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用群众认同的方式查清事实，用群众接受的语言阐释法理，用群众信服的方式化解纠纷，把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及政策落实到具体的案件审判实践。陈燕萍同志深刻认识到，法官要想赢得民心，必须融入群众之中，坚持“人性化”执法。她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心上，从根本上实现了关爱人民的法律精神，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耐心倾听，温情调解”的调解策略 　　“坐下来，有话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