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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协商民主之维践行模式与梗阻破解 　　[摘 要] 对协商治理发展形态的辨识离不开对“中国模式”及其阐释的考量。一直以来，西方理论是解释中国发展的强势选项之一，但当下颇受质疑。理性的态度是使学术研究复归本源定位。对协商治理中国样态的分析首先需要明晰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内容与程序等，还要认知社会协商中体现的创新；同时需要做的是辨识清楚阻滞中国协商治理的核心问题及做出应对的可能探索。 　　[关键词] 国家治理；协商民主；中国模式；中国实践；梗阻破解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2-0048-06 　　近年来，在学术的外衣之下，对于“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的争论改头换面，增加了理性认知的难度。跳出对该问题的无谓争论，笔者认为，更为关键的是找出促使此类争论出现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已然出现或依然没有出现呢？主张“中国模式论”者必然是认定有某种因素推动，反之则认为某种推动因素还未形成，而这种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尝试以对“中国模式”及其阐析的考量为起点，通过分析指出，西方理论虽然不能“完美”地解释“中国模式”，但依然可以适用于解读中国现象与问题。“中国模式”不能被解释的原因还可能在于其并未出现。 　　以“中国模式论”与西方理论的适用性透析协商治理可以看出，用来解读中国协商治理现象与问题的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过程意义上。与其说协商治理的“中国模式”，不如踏踏实实梳理现有协商治理在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两方面的样态展示，同时准确辨识清楚阻滞中国协商治理发展的核心问题及做出应对的可能探索。 　　一、“中国模式论”与西方理论的适用性：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不管怎样，“中国模式论”的确为解读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视角，但却未能全面解读而有失偏颇。因为对“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或者说“中国道路”的理性认知，既要看到中国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绩，更要前瞻性地比照中西方的差异，检视中国的不足，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性。对于中国成绩取得的根源，笔者以为，最为关键因素之一，可能是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人的国民性。先前曾有媒体报道“破烂王奋斗17年，三套房、资产百万！揭秘他的‘致富经’”[1]，这种勤劳、节约与隐忍品德在世界其他民族身上并不多见。政府的即时高效率也是另外一个原因。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过，对这种“高效率”的评判往往带有强烈“即时性”，毕竟人的视野的长度、宽度与广度都是有限的。就好比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能有几人可以对其展开批判一样，在对政府的“即时高效率”大力倡导占据主导的时刻，我们需要特别珍视的是对这一理念的全面评判。这关涉到西方理论在解读中国现实时的意义与价值。 　　绝对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模式可以直接复制到其他国家。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之一就在于警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更重要。而在提出“问题”之后，自然需要构建相应的体系以实现理论自洽。那么，如何看待西方理论呢？从逻辑上讲，一如前文所指，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具有普世性，但不排除理论的普适性。同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带有“反智主义”的倾向，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西方的反智主义体现出民主对精英的制衡，比如在美国曾经突出表现为平民对华尔街的不满[2]。中国的反智主义则是对知识的普遍反对与不屑，比如当下某些人提倡的“读书无用论”。 　　故此，不能因为西方理论不能“完美”地解释“中国模式”就断定其“失灵”。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槔?，从发展历程来看，这一理论的确响应、引领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并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地修正自身。就中国而言，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适用至少需要明确，自由市场经济与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趋势。不能因为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可能会一时影响效率，就不限制政府的权力。 　　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更多是舶来意义上的。不论是以罗茨为代表的治理六形态学说，还是以斯托克为代表的治理五论点说，都无法绕过治理对多元行为主体的描述与阐释。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西方世界公共治理理论是在政府体制基本健全与市场机制基本完备的背景之下，对政府失败与市场失败的补救，其适用于中国的语境与西方是根本不同的。当下中国对治理的适用有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的意涵。对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适用在中国的意义主要是过程意义上的。适用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宜比照中西方治理的差异，检视中国治理的不足之处，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 　　二、国家治理的协商民主样态：中国实践 　　普适层面上，检阅治理的基本要素可能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和稳定等[3]。判断治理的基本要素可以适用不同语境，即便是对其基本理解会有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不同阐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