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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教育思想特点及影响 　　摘要：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文人，但他一生中关注、用心最多的则是教育。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却又是一个思想开放、“兼综中西”、主张学习西学、借鉴外国教育经验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他不仅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东游丛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极具参考价值。 　　关键词：吴汝纶；教育思想；特点 　　 　　吴汝纶，字挚甫，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杰出教育家。同治四年(1865)入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后历任任深州知州、代理天津知府、冀州知州等官。光绪十五年(1889)，辞官教书，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坚辞不就，同年五月至九月赴日考察学制，写成《东游丛录》，十月回安徽安庆创办桐城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病逝于家中。作为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吴汝纶有自己特殊的教育背景、性格特点、社会经历以及角色定位，因而他的教育思想有自己的特点。 　　 　　一、吴汝纶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吴汝纶意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和改革的必要性，但从没有说过要废弃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反，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任何外族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他提出“先以中国文字浸灌生徒，乃后使涉西学藩篱”的主张。他对中国独特而悠久的文字之学有着发自内心的骄傲。他把汉赋以及汉魏以来大家之诗视为“中国之奇宝”，对古文更是钟爱有加，甚把古文教育放在比经学更重要的位置上，如他访日期间给张百熙的书信中曾提出：要精简课程，“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从他给陆伯奎学使开列的学堂课程设置和参考书目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诗文教育的重视，从蒙学阶段就开始诗文的熏陶教育，在小学阶段通过琅琅上口的诗作学习如“床前明月光”、“松下问童子”等，培养学习诗文的兴趣，并鼓励他们开笔作诗，而且一直到大学诗文都是重要的学习内容。 　　(二)谨慎务实。客观细致 　　吴汝纶关于教育的言行，在很多时候相当谨慎。这里所说的谨慎并没有保守的意思，而是指在看待事务时比较冷静、客观。对戊戌变法中某些教育改革政策的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对教育改革决策层的不信任，自己坚辞不就总教习的原因都可以看出他的这个特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国内外形势下，虽然教育改革被大多数人认可，而且呼声日高，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经费和师资等严重缺乏。吴汝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做的很多事情和提出的很多主张都是从这两方面出发。 　　戊戌变法使全国形成一股书院改学堂的风潮，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书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制。吴汝纶并不反对书院改制，他曾动员家乡书院改新式学堂，但他反对不分情况地“一刀切”，认为这不切实际。首先各地开放程度不同，有些偏僻省份风气未开，一时难以适应；其次缺乏一个明确详细的改制章程，难免造成混乱，以致改制不伦不类；再次缺乏西学教师，而依赖聘用外籍教师又缺少经费；最后，“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此外，对于当时缺乏办学资金和西学教师的客观现实，他提出如果束手坐待，不如“劝令遍开小学堂，即用旧时师生，旧时教法，不过加一算术。幼孩当学心算、笔算加减乘除粗浅之法，以为将来算学基础，此等似尚不难。其年及成人，或令从西人学英、法语，亦不甚难。其他西学，暂置后图，似较束手坐待为犹善。”可见他考虑问题能从实际出发。 　　(三)视野开阔，具有前瞻性 　　吴汝纶虽然接触西学的时间比较晚，但由于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所以他能够很快把学习西学和教育改革联系到一起。虽然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想维护封建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保留传统文化，但也不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思想，而是抱着一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去认识、学习。开阔的视野使吴汝纶愈发感觉到中外的差距，日益感觉到形势的紧迫，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作为一个为教育奔波了大半辈子的学者、教育家，吴汝纶深感肩上担子之重，他呼吁，呐喊，坐而言之，起而做之，以实际行动鉴证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中国教育改革推波助澜。特别是在考察日本教育之后。他的提出的许多教育思想和主张都被以后乃至今天的教育改革所印证，在当时看来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例如，当时国内某些人主张将废除科举列入和议条款，以期借助外力来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吴汝纶强烈反对这一主张，认为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内政，教育主权应该像其他主权一样保持独立，不应被其他国家所左右。在日本考察期间吴汝纶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那就是日本人的“上下一心”。他认为这正是日本兴学成果显著的原因，而之所以能够“上下一心”则在于日本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 　　 　　二、吴汝纶教育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