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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视角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研究 　　摘要：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迅猛发展，对监管的要求也日新月异。从功能角度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深入分析，沉淀资金、虚拟货币、平台商务和网络技术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基本风险模块。建议设立以征信体系为轴心的“伞形”功能型柔性监管机制，切实作好在途沉淀资金的风险隔离，严格监管第三方支付工具的货币创造。 　　关键词：第三方支付；功能型监管；风险模块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1)01-0091-05 　　 　　一、引言 　　 　　第三方支付平台2010年的规模扩张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所谓第三方支付(third-party on-line payment)平台，指的是网络服务企业依托网络，基于电子商务的真实交易，在收款人和付款人之间，作为第三方提供资金保管、支付清算和信用担保服务的共同平台，如国内的支付宝、国外的paypal。金融危机之后，网络购物以其低费率低价格优势呈现出加速发展势头，第三方支付呈井喷式发展。2005年，国内第三方支付规模约163亿元，2009年达5 808亿元，2010年上了万亿元台阶。以支付宝为例，2010年日均交易额超过25亿元人民币。假定每单交易平均需要4天时间完成，其沉淀资金达百亿元水平，服务范围覆盖网络游戏、数码通讯、商业服务、机票及网上慈善捐赠等，并能够在线跨境支付。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迅猛发展使其监管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网上支付手段的不断创新给各国经济管理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各国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将第三方支付平台定义为货币服务企业，明令其不得从事贷款业务，但可以通过特设专业机构帮助客户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德国则规定第三方支付平台必须获得商业银行或电子货币的营业执照；而在中国香港则强调行业自律。我国大陆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以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为重要标志。 　　 　　二、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理论综述 　　 　　国外对第三方支付监管的研究起步较早，学界对与第三方支付密切联系的电子货币予以高度关注。Solomon(1997)、Berentsen(1998)和Berk(2002)均认为电子货币会影响包括基础货币、货币乘数等货币政策控制变量与政策传导机制，增加中央银行进行货币供应量管理的难度。但是，也有学者如Charles Goodhart(2000)。认为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有限。电子货币的铸币税问题也为学者所普遍关注，Reddy(2002)具体分析了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铸币税收入的影响。 　　我国研究第三方支付平台相关的金融监管问题起步较晚，但是逐渐成为理论与实务上的热点。尹龙(2000)深入分析了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货币政策的影响。李扬等(2006)在《现代电子支付与中国经济》中全面分析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影响，并特别提出了沉淀资金的监管问题。之后，王罡等(2007)强调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金融风险及其监管问题。路运锋(2010)从分析信息不对称问题出发，建议设立覆盖全国范围的电子商务信息披露系统，强化第三方支付平台参与主体的信用管理。王晓毛(2010)从商业银行拓展业务的视角出发，强调应全面强化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金融监管，同时商业银行应尽力介入第三方支付平台业务。 　　 　　 　　无论是否会出现阿里巴巴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所承载的支付清算功能确实属于金融服务，然而又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支付服务。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2010网规发展研究报告》特别强调由于“网规的内生性、自治性、开放性”，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文明“通过服务差异化、品种多样化和大规模定制，对推动以诚信为标志的社会资本所有制变革、以分享为标志的分配制度变革、以责任为标志的管理制度变革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在现有框架内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功能型监管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功能型监管模式。现代金融理论认为，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功能更稳定，金融机构的发展就是跟随金融功能的创新而不断变化。何德旭(2003)就银监会的设立分析指出，金融监管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已经成为世界潮流。马勇等(2009)通过对66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中，传统的立足于单个金融机构和基于规则的监管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监管错配问题。 　　 　　三、监管模式的权衡 　　 　　机构型监管、功能型监管和目标型监管是三种基本的监管模式，目前我国主要采用机构型监管模式。但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具有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的特点，这就决定了第三方支付更适用柔性功能型监管模式。功能型监管有三种制度安排：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