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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程制定与完善 　　摘要：高度集权型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根源所在。大学“去行政化”是大学回归本真与构建和谐大学的需要。由于大学章程是大学自主办学权的法律基础和管理自主权的法律依据，具有促使行政权力“归位”，保障学术权力“复位”和吸纳市场权力“补位”之结构功能，因而是实现我国大学“去行政化”的法制保障。 　　关键词：大学章程；大学“去行政化”；法制保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1)08-0049-0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部分明确规定：“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形成不同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要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这里已经隐约地触及到了大学章程与大学“去行政化”的关系。本文认为，建立一套适合教育发展规律和学校特点的大学章程是确保大学“去行政化”的法制保障。 　　 　　一、大学的“行政化”与“去行政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公共性”的偏狭理解，我国政府采用改造、转制和新建等方式，终止了私人和教会办学行为，大学全部被改造成公办学校，由政府部门统一举办、经营和管理。必须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政府把大学视为行政机构分支的办学模式，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它也导致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国家的行政权力几乎控制了大学的财政权和人事权等所有重要的资源。大学被纳入国家行政机构系列，大学的职能实际上成为国家行政职能的延伸。这种高度集权型的教育管理体制正是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源头。 　　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早在18世纪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这对教育领域同样适用。事实表明，高度集权型的教育管理体制使得大学外部的行政权力主导了我国大学的发展与变革，大学面临着丧失办学自主权和管理自主权的危机。我们认为，大学“行政化”的本质问题乃在于大学权力主体结构与功能的失衡，失衡的关键在于国家行政权力成为大学组织、管理、运营的主导力量，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以行政权力代替或压制大学办学自主权，以行政权力代替或压制学术权力，以行政权力代替或压制来自社会的市场权力。 　　大学“行政化”弊端丛生，在此背景下国家适时提出了大学“去行政化”的命题。 　　首先，“去行政化”是大学回归本真的需要，这是由大学的性质决定的。何谓大学?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著名论断昭示了大学精神乃是大学品位的根本体现。然而，何谓大学精神?借用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所题写碑文的两句话，大学的精神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说大学是一个自由思索、自由探索的地方；“独立之精神”是说大学必须具有独立品格，有独立于权力和金钱的自主性。承继于此，如今人们达成的共识是：大学是以探究学问、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学术自由为特征的学术组织。它虽然受现行法律制度的约束，但只接受真、善、美、自由的最终评判。此即《大学》所谓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回归本真，才能捍卫和守望大学的神圣职责，才能提升大学的专业与学术地位。这需要大学“去行政化”。 　　其次，“去行政化”是构建和谐大学的需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大学作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率先垂范，通过提高自身和谐发展的能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大学的关键是发展，是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大学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大学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和谐大学建设的根本着眼点在于构建和谐的组织和制度环境。而大学组织和制度的和谐，则是大学权力主体的结构与功能的一种合理与平衡状态，这就要求对影响大学运行的各种力量不断进行有效协调，使各类大学权力结构各司其职、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形成各种力量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