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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社会责任反思及启示 　　摘要:文章在对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进行理解和分析之后,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反思,并从中得到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启示。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润最大化;利益相关者;外部性 　　 　　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生产,一方面企业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为谋求生存和发展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企业日益成为社会经济中最基本主体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现代社会对企业的普遍期望和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环节。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使得企业从追求单一功利性的价值观向追求多元的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发展,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战略规划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 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声音 　　 　　但是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却一直都有反对的声音。反对者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为基础的传统西方经济学对企业的界定。他们认为企业存在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相悖的。他们提出企业唯一的责任就是向社会提供产品和劳务,并从而使企业的拥有者(股东)的利润最大化。 　　 在对企业社会责任持有异议的人中最有名的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他于1970年9月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发表了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的文章,明确指出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就是在不破坏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运用资源和从事经营来增加利润,也就是说没有欺诈地参与公开和自由的竞争。 　　他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损害了自由社会的基础。他反对利润目标之外更广泛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条理由是:企业经营者追求利润之外其他社会目标的行为的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如果企业成为社会的公仆,则其地位是否应当经由选举产生;利润之外的其它目标只有是法律或政府规定授权的并因此可以被公众监督审查的才是被允许的。企业管理者采取的社会责任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征税行为,而且他同时还自行决定了征税所得如何支出。企业管理者同时成为立法者、执法者和判法者。他可以决定对谁征税、为什么征税,以及如何支出征税所得。 　　 他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二条理由是企业经理作为出资人的受托者,如果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则违背了出资人的利益,企业的经理自己并未承担其执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成本,他们是在以牺牲出资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己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并且这种完全为追求最大利润之外的其他目的而进行的活动,会给企业带来危险的权利。 　　 弗里德曼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公司经理在操作社会项目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经理们只是对其产品生产、销售、融资和运营方面的专家,并不一定是社会问题的专家,他们未必有能力去解决社会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弗里德曼又修正了其以前的观点,他指出,只要企业负担社会责任能够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或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缘自股东的指示,则企业利润最大化可以与企业社会责任和谐共存。他的理由是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社会性行为确实可以使企业获得金钱利益或者取得产生金钱利益的广告效应,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可以成为企业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的妥适行为。 　　 　　二、 反对观点自身的局限性 　　 　　在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声音中,弗里德曼的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但是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反对的观点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的。 　　首先,这种观点设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是和社会大环境无关的。事实上,理性的经济人也是社会性的存在者,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并不是孤立于社会、政府、劳工等各个方面的。这种将公司业务与社会对立起来看待的观点是偏颇的。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是处于一个关联的网络中,企业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实际上有很多研究都试图揭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利润目标追求的影响,企业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追求之间有正向关系的例子不胜枚举。一项有关跨国公司的长达11年的研究表明,“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公司与只关注股东利益的公司相比,公司的成长速度是后者的4倍,雇员的发展速度是后者的8倍。2002年美国DePaul大学的Curtis C. Verschoor和Elizabeth Murphay 进行了一项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商业伦理》杂志(Business Ethics)评出的100家“最佳企业公民”的整体财务状况要远远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