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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走向民间再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型，导致中心离散和价值多元，也带来知识群体的精神疲乏与角色茫然，走向民间便是重建精神理想的一种选择。在文学领域，它使作家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宏大话语和巨型叙事的束缚，重新回到个人立场上的写作常态，并使当代文学延续了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但在走向民间的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价值判断的迷失，过分依恋民间文化而丧失个体立场，注重人性解放却拒斥现代文明等问题。走向民间的精神探求与文学实践还远未结束，对这些问题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反思。 　　[关键词]民间；精神资源；个体立场；《九月寓言》；《心灵史》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2-0107-05 　　李松岳(1960―)，男，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海洋文化。(浙江舟山3160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正处于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时期，也是价值观走向多元的时期，这种特殊的境遇深刻影响了中国作家价值取向与文学探求的途径。走向民间的观念和举措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十多年过去了，走向民间的精神探求与文学实践还远未结束，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仍有厘清的必要。 　　“民间”这一概念重新浮出地表，并成为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命题，是与陈思和对文学史的研究分不开的。陈思和认为“民间”的概念包含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持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较真实地表达了民间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有着自己的独立传统；二是其基本的审美风格是自由自在，意味着人类原始生命力拥抱生活的过程，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三是精华和糟粕交杂一起，对它作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陈思和对民间的理解来自于他对抗战至文革结束近40年文学史发展的系统考察，不管其对“民间”特征的理解是否全面、准确，应当说，对这一命题的重新梳理与阐发仍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针对的是整个知识群体面对时代变迁时的精神疲乏与角色茫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精英者与启蒙者，与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共生关系，成为呼唤现代性的先锋；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确立，社会进一步转型，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中心地位受到了商业主义的有力挑战，历史为知识分子构建的启蒙神话已轰然倒坍，与国家权力话语的共存关系也已解体，失去依存的知识分子被无情地抛向边缘，陷入到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信仰的危机导致知识群体的剧烈分化，作为以文学立身的作家，抛弃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走向边缘与个人化写作。而走向民间就成为无奈中的必然选择，目的是为了在权力话语之外找到新的精神资源。 　　由于时代语境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对“民间”所取的立场与以往的作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胡适等人认为民间文化可以促进新文学的建设，鲁迅则对民间采取既亲近又批判的态度。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启蒙立场出发，到民间去是为了唤醒民众保家卫国，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重视方言、民谣、短剧、漫画、木偶戏等民间艺术形式，也是立足于传播革命观念的需要；1949年到文革结束，虽然赵树理、周立波、老舍、柳青等作家的作品中保留了若干民间成分，但体现更多的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求。新时期伊始，不少作家尤其是右派和知青作家笔下也涉及了许多民间的生活场景，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但民间只是作为自身经历的参照；其后的寻根文学则是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对自己民族精神之根的反思，起支配作用的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历史理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倡“走向民间”的作家，则是依照民间的价值准则、思想感情和审美标准进行写作，放弃了居高临下的姿态，采取尊重和理解的平等视角，充分感受民间世界的丰富、博大，把民间大地视作自己灵魂的栖息地。这样，民间不再是依附于政治权力或意识形态的空洞符号，也不是哲学与文化观念的图解对象，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实体。张炜、张承志、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等人对民间都采取了平等理解的叙事立场，甚至一些先锋作家也重新回到民间，虽不免有争取读者的目的，但也是精神取向的自觉调整。其他如新写实小说，朱文、韩东、毕飞宇、邱华栋等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无不采取同样的价值立场。 　　 　　一、“民间”是否一种纯粹的存在 　　 　　从20世纪90年代走向民间的文学创作来看，写作者所看重的主要是陈思和所说的两个特征：即民间有着自由活泼的形式和自由自在的原始生命力，走人苍茫阔大的野地，就有可能为艺术创造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张炜的《九月寓言》和张承志的《心灵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九月寓言》带有张炜农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