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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红人形成原因伦理反思 　　[摘要]从木子美现身网络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红开始，“网络红人”已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对象。“网络红人”的出现，既有客观的主体虚拟的原因，也有主体自身的角色变换及相关主体的评价失衡原因，因而“网络红人”的形成实际上是网络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仅是技术的产物，也是人与人之间新的伦理关系的产物，是新的利益关系的产物。 　　[关键词] 网络红人　主体虚拟　伦理反思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5-0092-04 　　 　　从木子美现身网络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红开始，网络中出现了众多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网络红人”，从“芙蓉姐姐”到“天仙妹妹”，从“虐猫女”到“铜须男”，这些原本普通的人通过网络这一大众媒体迅速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对象。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希望借助于网络“发红”，网络上的“红人”也层出不穷。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对这些“红人”的形成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反思时，不难发现这些“网络红人”只不过是在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新的利益关系与伦理关系的反映，其成因的方方面面，都显示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困境与混乱。 　　 　　一、客观现实原因：主体虚拟与权利开放 　　 　　所谓“网络红人”，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经济关系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多极化的直接产物，其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是以网络作为自身的传播媒介，使自身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强烈表现欲在网络中得以实现，并通过一个个“网民”或支持或鄙视的争论走向巅峰。其目的与层出不穷的明星秀一样，就是希望借助由此得来的“名”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利”，其本质可以说是精彩不断的平民秀。可见，虽然“网络红人”在现实中的真实身份都是普通人，但他们之所以可以凭借网络这一媒介迅速走红，并从网络世界“红”到现实世界，是有着网络和现实两方面的根源的。就网络方面而言，主要是因为网络的时空被高度压缩，从而使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变得模糊，现实主体虚拟化。而就现实而言，由于主体的虚拟状态，又使得人们拥有了现实社会中没有的开放的权利。换句话说，网络媒介的技术特点，客观上促成了“网络红人”的形成。 　　与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存在不同，在网络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是以多方位的模糊状态呈现的。首先是存在方位的模糊。现实主体一般以“在场”的方式确定方位，“在场”意味着主体在特定的时间内存在于特定的场所。而虚拟主体往往是以“离场”的方式存在，主体只要拥有一台联网的计算机就可以实现网络写作和网络交往，但方位的模糊并不妨碍其行为目的的实现。其次是存在时间的模糊。方位的模糊必然导致由方位确定的时间的模糊，主体可能与场所不在同一标准时区内。最后，主体交往的对象也是模糊的。由于虚拟主体都是通过计算机网络相互作用，以不在场的方式存在的，因而其交往对象是很难确定的。场所、时间与对象的模糊使得虚拟主体之间的界限消失，从而使得主体可以在虚拟的世界中自由驰骋。因为在现实存在中，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甚至人的阶级和阶层的不同都会导致其思维与存在之间界限的明晰性，而明确的界限会阻碍现实主体的自由流动，使主体的行为受到制约。因而，这种“模糊”意味着虚拟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在模糊的过程中主体得到建构，但虚拟主体一经建构，即与现实主体发生时间与空间上的分裂，从而被解构与分散。可见，正是虚拟主体的建构，使真实的人可以在网络中抹去其一切可以识别的自然条件，这种由技术所带来的客观上的平等使得所有人都有了“红”的可能，也使得“网络红人”有了其可以依存的客观基础。 　　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主体的虚假化，使作为新兴的“第四媒介”的网络与传统的图书、报刊、影视等媒介相比，由权力的垄断走向权利的开放。纵观媒介的发展史，如果说印刷媒介开启了启蒙文化的序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民主权利作为启蒙文化最重要的观念也是通过印刷媒介得以实现的。现代报刊这种现代印刷媒介由于采用的是简单易行的印刷术，文化产品的大量复制就成为可能，文本的出版效率与传播面都得到大大提高，这就导致了大众文化浮出文化的地平线。随着大众文化的出现，无论是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还是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影视媒介，都开始在文化品味上迎合大众文化的需求，开始以大众的审美趣味作为文化价值的主导方向。文化空间开始从知识精英向普通大众开放，大众审美文化形态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的一种主要文化形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网络这种新型的电子媒介开始普遍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工作与生活交流的主要方式，成为继广播和电视后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相对于印刷媒介或广播电视等传统影视媒介来说，网络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而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态势，导致了权利的开放。 　　 　　首先，就传播主体而言，传统媒介的传播主体一般是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