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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启动五种情形案件监督思考 　　摘要:人民监督员如何开展对“五种情形”的监督,同行们都做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从理论上为完善该项制度提供了方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理论上的研究与具体运作,还有脱节之处。需要我们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作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思考,以利于把人民监督员制度工作搞的更加深入扎实。 　　关键词:检察机关;五种情形;监督思考 　　 　　全国检察机关相继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从一开始,就将职务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不服检察机关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和拟不起诉”的三类案件,作为刚性监督程序,纳入了规范化运行的轨道。而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五种情形”的监督,高检院又专门颁布了《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实施规则(试行)》,这对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个案程序和干警执法行为,彰显程序正义,保障基本人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人民监督员对“五种情形”实施监督的案件较少,相关资料表明,从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五种情形”案件的监督数与“三类案件”相比,其数量是少而又少。存在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监督员对“五种情形”发现难、知情难、监督难,使监督成了无源之水。就拿我院来说,2009年9月,启动了首例“五种情形”案件监督程序,3名人民监督员对我院作出的一起“不立案决定”进行了监督评议,实现了我院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开展近8来对“五种情形”案件监督零的突破。本文结合本次监督,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五种情形”监督问题谈一些个人思考: 　　 　　一、人民监督员发现“五种情形”的制约因素 　　 　　应当说,利用人民监督员来源于社会、密切联系群众的便利条件,及时发现并有效实施对“五种情形”的监督,促进检察机关依法文明办案,这是《规定》设计的初衷。但由于人民监督员对五种情形的发现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致使监督的实效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制度化保障。通常情况下,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有无“五种情形”问题,是通过应邀参加检察机关的执法检查活动;听取检察机关工作通报、应邀列席有关会议;在社会活动中获知或者向社会了解当事人反映等途径来实现的。这几种途径的主要缺陷是:只能了解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面上情况,对隐蔽在具体案件中的侦查活动不规范情形和违法违纪行为无法掌握;信息主要是检察机关决定公开的事项;从社会上和当事人反映中了解情况,宣传和配套措施还不到位,导致人民监督员对“五种情形”的“有权监督”并不能顺利过渡为“能够监督”,甚至可能导致监督流于形式。如:我院今年9月开展的一起案件监督,是检察长到某镇开展巡回接待时,应邀参加接待活动的人民监督员、该镇党委副书记反映:“本镇某居民在社会上宣称,检察院在查办一起受贿案时,未追究行贿人的刑事责任。”听到该反映后,检察长当即指示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予以受理,将该案列入“五种情形”范围,启动监督程序。就本案而言,检察机关在人民监督员向检察长反映前,就已受理了某居民的控告件,且已派员进行调查,由于“五种情形”监督程序必须由人民监督员提起,如果没有人民监督员提起该程序,因涉及到线索密级、管理流程、工作职能等,检察机关是不会有人主动向人民监督员通报的。对此,只能是在有关部门作出处理结论后,才有可能(这种可能性很小)将其向人民监督员作出通报。待人民监督员知道情况时,早已风平浪静,案结事了,当然也失去了监督之必要。由此可见,现有制度是很难保障人民监督员在这方面知情权的。 　　2、服务平台作用弱化。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作为一个办事机构设在检察院,由于受现行的司法体制制约,一些机构和人员配置尚不健全,尤其在基层检察院中,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是五花八门,有的设有办公室,有的没有设办公室,有的挂靠在办公室,有的挂靠在研究室,有的与检委办公合署办公,有的设在控申、案管、监所,有的只有一人兼管,在这种体制下的机构,由于时间、精力、投入等都不足且缺泛规范性,工作往往时紧时松,加之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同志,大多是从事的综合工作,对本院的相关业务工作并不了解,如:对侦查部门何时立案、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何时搜查、何时扣押、冻结等情况是一无所知,对群众反映的举报线索有无“五种情形”,因涉及到保密事项,就更不可能知情,因而,尽管能保持着与人民监督员的密切联系,但正常情况下的工作职能还是满足于来差办差。如:上面所及的案件中,虽然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人员有所耳闻,但因是道听途说,也不好主动对此事表现出过多的关心和热情。 　　3、特殊身份的制约。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在选任人民监督员时,为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相当数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