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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私人自治思考 　　【摘要】集体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私人自治，其制度优势也在于对私人自治的坚持和贯彻。我国在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移植和创制中，应强调权利人自治、使用人自治和管理组织自治，改变行政化和垄断化的立法模式，发挥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对传播效率和许可效率的调节优势，及时应对大数据时代著作权行使和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延伸性集体管理；集体管理；私人自治；第三次著作权法修改 　　一、修法的争议与问题的提出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第二稿）》中第60条和第70条规定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草案一出马上引起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强烈反对，虽然最后送审稿只保留了第二稿的第70条，但是“被代表”和被“另行规定”的抗议声很大，甚至宣称集体退出集体管理组织。在草案的规定意味着，使用者可以在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一定报酬后，不经过著作人的许可，直接使用权利人难以行使和控制的权利。很明显，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引发了权利人和管理组织的利益冲突，权利人认为自己有选择参与集体管理组织或是自行许可的权利，草案的规定有违自愿管理之原则，但是立法者认为这一制度提高了许可效率，实现了著作权人不易操控的权益，使大量著作权人获益。可以发现，争论的核心在于立法的价值在对著作权人私人自治，特别是定价权与行政化、垄断化地管理著作权市场乱象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集体管理制度的产生的理论支持主要来自于民法学和经济学，两者都要求尊重和发挥个体的力量。但由于我国的立法者认为政府在创立、管理、交易等方面的主导有利于控制著作权管理的乱象，故而立法思想中并未深入贯彻和挖掘私人自治。纵观我国相关立法，官方性和唯一性是当下的集体管理制度和草案中的延伸性管理制度的立法精神，《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权利人对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只能是专属许可，即权利人在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后，不得自行许可，这意味着权利人无法通过独立行使权利来制约集体管理组织。本次修改更是进一步强化了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是其成为了与某种程度上法定许可相类似的制度。 　　因此本文认为需要以私人自治的角度重新梳理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理论并强调私人自治、去行政化和垄断化是激发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力量的源泉。 　　二、私人自治是集体管理的基础 　　（一）私人自治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本质特征的关系梳理 　　著作权行使的方式有授权许可、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授权许可是通过协商一致以合同的方式向使用人授予部分著作权，是权利人自治的表现，合理使用是为了平衡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法定许可则是为了应对录音技术对音乐作品的冲击。而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产生是为了应对公开表演的行为普及导致的多层许可的复杂和混乱。著作权集体管理不是一个凌驾与著作权人权利之上的权利约束机制，而是一个基于权利人授权许可，与权利人利益一致，权利人借以实现经济利益的组织。简单来说，有授权许可才有著作权集体管理，但集体管理组织代表的已经是大量著作权人相同的利益；合理使用和集体管理的立法价值取向有公私之别；法定许可是以法律规定代替私人协商，将排他性的著作权转变为非排他性的报酬请求权。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与其他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私人自治，如果过于强调以政府主导和法律规定，减少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交易成本，规定著作权人的强制加入和限制退出机制，那么集体管理制度中权利人与管理组织，管理组织与使用人的运行链条会被破坏，著作权的排他性被削弱，并且与已有的法定许可制度重复。 　　（二）私人自治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发挥优势的作用 　　私人自治的贯彻主要体现在提高传播效率和许可效率两个方面。集体管理制度是一种解决作品传播交易成本的制度。作品是精神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就必须实现产权的流转，即在流转中产生效益。作品的价值包括使用者来说的使用价值和对权利人而言的交换价值。价值在市场中表现为价格。基于以上观点，作者认为，集体管理组织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是指，作品大量许可和传播的平衡，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平衡，其中影响传播和许可的最重要因素是定价机制和交易成本。 　　私人自治使得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根据供求关系定价的能力。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在价值规律的运作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调解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得该部门的效益最优。精神产品的定价比物质产品更为复杂，物质产品可以根据供求关系和生产成本来定价，但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多是无形的，生产成本不能用确切的物质来衡量。在供求关系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技术在计算消费者的偏好，集体管理组织正好可以降低权利人的定价成本，将分散的定价信息收集起来。如果依靠政府定价，政府不具备权利人对于定价效率的经济动因，在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恐怕无法及时根据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