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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遗失物报酬请求权思考 　　摘 要：遗失物制度作为法律的一项制度，确定了民事主体在这种法律关系下的权利义务。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注重对遗失人物权的保护而欠缺对拾得人利益的关注与维护，很多学者都呼吁应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和拾得人有条件的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结合报酬请求权的历史根源以及其现实必要性分析可知：确立拾得人报酬请求权，不仅不违背我国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而且还能达到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遗失物；报酬请求权；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6-0077-02 　　生活中，丢失物品的现象十分普遍，我国在《民法通则》、《物权法》中对遗失物品拾得人的归还义务和必要费用请求权都给予了规定，但是却没有规定报酬请求权，也没有规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拾得物所有权可以归拾得人所有。笔者认为，立法的初衷是出于中华民族崇尚良善的传统美德，但是这样的考虑，无疑忽视了人的自私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利益的要求。报酬请求权的实施是可以在我国古代和国外找到先例，是符合时代背景的法律诉求。 　　一、报酬请求权的历史追溯 　　据《易经》记载，早在西周初期，就规定凡得到遗失的牛、马、羊、奴隶或遗失的其他财物，应呈报有关机关，负有返还义务，同时可从遗失人处领取补偿金。西周时期“大者公之，小者私之”制度对后世立法有较大影响。《尚书?费誓》曰：“马牛其风，臣妾捕逃，无敢越逐，诋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也就是说捕到遗失的马牛和逃跑的奴隶，不能据为己有，要如数归还遗失人，这样可得到酬金，否则要受到处罚。周朝秋官：“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郑司农注曰：“大者公之，没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秦汉时有关遗失物归属的法律条文已经佚失，但据汉儒对《周礼?秋官?朝士》的论注可知，汉代对于遗失物归属的法律规定与西周相似。晋律关于遗失物的规定也已佚失，但从张斐法律表“若得遗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可推知拾得遗失物，强取、强乞虽在法条中没有规定要还赃，但按照律首《法例》篇的规定也应还赃。可见，晋律也规定遗失物必须归还原主，尽管在找不到物主的情况下不知应如何处理，但可以肯定，拾得遗失物者如不将遗失物送官就构成犯罪。与秦汉时相比，法律对遗失物拾得的规定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限制拾得人对遗失物“小物私之”。 　　唐宋元时期否定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唐律》称遗失物为阑遗物，于杂律中规定：“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减二等。”另外，唐朝开元二十五年《捕亡令》中规定：“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衙，所得之物，皆悬于门外，有主认识者，检验记责保还之，虽未有案记，但证据灼然可验者，亦准此，其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收掌，仍余物色自，膀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余帐申省听候处分，没入之后，物犹见在，主来认，证据分明者还之。”与其他财物的拾得一样，唐朝规定拾得阑遗畜人也没有任何权利。可见，唐朝对遗失人的所有权采取了绝对保护主义，拒绝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宋元二朝沿袭了唐律的规定。 　　明清时期肯定拾得人报酬请求权。明律《户律?钱债》规定：“凡得遗失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可见，明朝法律赋予拾得人以遗失物的50%作为报酬，拾得人可以附条件地取得遗失物所有权。明统治者奉行“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立法原则。因此，诸如拾得遗失物这类有关风俗教化的“小民细事”在明朝统治者看来是不必过多干涉。明的法制指导思想是“重典治吏”而非“重典治民”。于是在一贯主张“严刑峻罚”的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对拾得遗失物的制度规定倒是颇为宽松。清律沿袭明律，法律保护的重点已不是遗失人的所有权，而是拾得人的利益。《大清民律草案》第1033条规定：“拾得遗失物人依特别法令所定，取得其所有权。” 清朝的规定与明朝类似。“究其本意，可能是为了防止民间为此类事而争讼不已、烦扰官司，体现了实用、简便的立法思想。然而就社会原因而言，这一规定是对以前的法律的修改，表明了社会私有权概念的深化，凡遗失、埋藏即为丧失所有权，任何人可按先占原则据为己有，并得到法律的承认。” 　　从这些细微末节，我们可以看到报酬请求权的思想萌芽，但是这种权利的实施依然处在初级阶段，没有大规模地推广实施。我国历史上对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规定并不是一直都持反对态度。从西周到唐朝以前，以及明清以至民国法律中，均明确规定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否认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