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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和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局限性分析 　　摘 要：就市场机制与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市场机制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表现为：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而使得企业实际污染利用数量超过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数量，导致污染红利出现；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企业污染红利抑制数量低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数量，导致污染红利抑制不足。其次，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抑制影响的局限性表现为：由于私利性的存在，政府更有激励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而不愿意选择抑制污染红利。 　　关键词：污染红利；市场机制；政府手段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2018.05.065 　　为什么环境污染会越来越严峻？应采用何种措施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对此问题的探讨持续吸引着学术界的?V泛关注。鉴此，本文决定探讨市场机制与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以期能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 市场机制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 　　从污染红利利用视角分析，由于环境污染具负外部性，某一厂商利用污染红利会给另一厂商带来外部成本，故企业在生产时其私人边际成本会大于社会边际成本，理性的企业会将污染红利利用所致的外部边际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导致污染红利利用数量超过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利用数量，带来污染集聚。如图1所示，企业的私人边际收益为PMR，它等于社会边际收益SMR；企业私人边际成本为PMC，社会边际成本为SMC，企业有关污染红利利用所引起的外部边际成本为XC，SMC=PMC+XC，SMC曲线在PMC曲线左边。图1（a）和（b）分别描述了企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污染红利利用行为。 　　企业在生产决策时，会按照企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利润的原则，选择N点处生产，其污染要素利用数量为Q2，但是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企业生产数量应由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的约束条件决定，即在M点处生产，其污染要素利用数量为Q1。从图1（a）和（b）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还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实际污染利用数量均超过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污染利用数量，导致污染被当作红利使用而使得环境质量受到损害。 　　从污染红利抑制视角分析，由于污染红利抑制具有正外部性，故企业在进行污染红利抑制时，其它企业也会从中得到好处，这会带来“搭便车”问题（Walter，1979），使污染红利抑制这种公共物品的生产严重不足。图2（a）与（b）分别描述了完全竞争条件下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污染红利抑制情况。由于企业进行污染红利抑制时产生了外部收益XR（由PMC与SMC之间的垂直距离表示），减少了社会边际成本，故XR=PMC-SMC，PMC位于SMC左侧。因此，图2与图1的区别在于PMC与SMC曲线互换位置。企业在进行污染红利抑制决策时，会按照PMC=PMR的原则决定，选择N点处进行污染红利抑制，其污染红利抑制数量为Q1，但是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企业污染红利抑制数量应由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的约束条件决定，即在M点处对污染红利进行抑制，其污染红利抑制数量为Q2，从图2（a）与（b）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还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企业污染红利抑制数量均低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抑制数量，导致污染红利抑制不足，（Q2-Q1）就是由于外部正收益的存在而导致的污染红利抑制不足。 　　可见，如果仅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会因污染红利的外部性特征而使得企业利用污染红利且不愿意抑制污染红利，故仅由市场无法抑制污染红利而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事实上，经济学界在研究了政府的污染红利抑制功能后亦得出了上述结论。当Grossman and Krueger （1995）发现了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后，社会上曾出现了一个不谨慎的政策建议，该建议认为，“由于人均收入提高最终会带来干净的环境，故经济增长可以当作治理环境问题的疗方”；人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所谓环境问题只是一个过渡现象，这种现象最终会因经济的增长而自发解决（Boyce，1996）。对此，Grossman and Krueger（1996）经过研究后指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会是一个自发的结果……，有效的措施需要从市场自发调节转向政府规制”。Torras（1998）进一步指出，政府政策不仅可以改变EKC的形状、使EKC变得更扁平或更尖陡，还可以使EKC曲线的拐点出现时期提前或推迟。 　　由此可见，污染红利具有外部性，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抑制污染红利而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管理。 　　2 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 　　2.1 政府角色的双重性 　　政府一方面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