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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药品安全有效社会性规制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摘要]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药品安全有效社会性规制变迁的特征。这些特征勾勒出了我国药品安全有效规制变迁的总体模式。这种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应采取措施完善下一轮规制变迁。 　　[关键词]安全有效产权；安全有效规制；药品规制变迁 　　[中图分类号]F4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6)09-0017-04 　　 　　一、我国药品安全有效社会性规制变迁的特征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综观我国药品安全有效社会性规制变迁的复杂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特征。 　　1．法律法规在规制变迁的动态博弈中形成。我国对药品安全有效的规制始于1978年卫生部制定的《药政管理条例》，它是我国《药品管理法》的最早雏形。该条例经过六年的实践，又推出了从1980年开始起草，1984年通过，198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但新制度的安排绝非规制变迁一个回合就能完成，要经过政府规制供给与受规制主体实践的重复博弈才能形成。由于政府规制修订与受规制主体实践首尾相连，互为起点和终点，循环往复，就构成了我国药品安全有效规制变迁的链条，因此，规制与受规制主体两种力量，通过博弈链反复博弈，后一轮规制安排就基本均衡。我国于2001年通过的有助于竞争性市场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修订)》，就是成文法经过博弈双方16年的实践而进一步形成的。可以预见，修订法经过若干年的运行后，随着博弈双方条件的变革，环境的变迁，必将为更新的均衡性药品规制法规(体系)所取代。 　　2．持续存在的“负内部性”是规制变迁的动力。市场经济的运行，引起了药品产权交易中特有的内部性问题。药品安全有效产权虽然在法律上能界定清楚，但它的每一个有价值的属性并非在事实上能完全被界定，这样必有一部分产权被置于“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而成为被有成本优势的交易者所攫取的“租”。于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的受规制主体在寻租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前，势必不遗余力地通过提供不合格药品等违法行为过度攫取公共领域中有价值的资源，给交易的另一方带来未在交易合同中反映的额外成本，并且，这种受损因交易成本太高而很难通过多次的市场交易过程使其产权得到充分界定。正是药业中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等负内部性，才不断推动政府对它进行强制性规制变迁，以降低药品安全有效产权得以充分界定的成本。 　　3．遵循间接互动与直接互动相结合的规制方式。直接互动起始于对有关市场、消费者及企业的信息收集，并通过对产生于重复听证的法规进行有效率的法律化裁决，以弥补市场失灵，使市场机制重新回复到对资源有效配置的轨道。我国药品安全有效规制法规从无到有，从管理法到规制法，从部门的“条管理”到“条管理”与政府规制相结合，再到社会性规制等，直接互动在每一轮药品安全有效规制的动态调整、创设和升级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间接互动是消费者和企业利益集团企图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渠道影响规制决策的活动。如消费者对假冒伪劣药品要从严查处的呼吁、人们对药品规制主体违法要作严厉惩罚的要求等都是间接互动方式。直接互动与间接互动相互渗透、融合，彼此影响、联动，持续扩展药品安全有效新机制、新体制、新制度的产权规制空间。 　　4．规制模式在基本目的清楚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药品规制的基本目的是明确的，但具体的规制模式应随着制度参数的改变而进行动态调整，并提出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预测内容。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既无市场，也就无所谓市场经济和市场失灵，因而，药品安全有效产权的有效供给只能通过国家的直接管理模式来实现；进入过渡时期，计划经济及其惯性的存在，使得对药品安全有效的计划管理依然合理，而市场经济的展开，中国药业迅速转变成赢利很大的独立性发展产业。随着生命健康“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药品市场的内部失灵也随之产生，这样，客观需要完善针对这一市场失灵的政府规制来维持正常的药业秩序。因此，国家的计划管理和市场规制成为过渡时期药品安全有效的规制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使得我国对这一市场最终走向社会性规制。规制模式的动态调整，使得药品安全有效规制其量不断优化和强化，交易成本不断降低，规制效率不断提高。 　　5．渐进规制路径遵循“帕累托改进”原则。我国药品规制的变迁，无论是单一法还是系统法的制定，无论是对生产领域还是对流通领域的规制，也无论是对规制机构及其职能的设置、撤并还是对规制人员的调整等，规制的重点、力度的大小、范围的广狭，均依据能否使大多数人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