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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意识课程教学实践中人文看护 　　由差异走向开放 　　郑一舟 　　性别意识成为教育过程中要讨论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现象，这种现代性恰好证明了教育的历时性发展。教育的历史没有我们想象的纯洁无暇，它身上带有各种意识形态的烙印，社会文化中的男女角色和地位差异会在教育活动中得到体现。学校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应该称之为男性学校教育，我们所谓的教育理论实际上也应该称之为男性教育理论，那些古代的教育理论家笔下的教育对象是男性，至少主体是。所以，性别意识进入我们的视域，这是教育的进步。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女性也成为教育的对象的时候，这里 “人”的含义才真正名副其实。 　　既然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承认和维护，那么讨论性别意识的意义在哪里？教育的对象已经改变，体制的改变是可见迅速的，而教育内容和教育观念的改变却是缓慢和顽固的，它仍然保留着许多需要清理的“淤泥”。 　　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罗兰?巴尔特说过，“差异是意义之门”，差异的消失意味着性别的抹除和性别身份认同的尴尬。性别意识首先是对男女之间生理和心理发展差异的承认，作为语文老师，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男女学生在语言能力上发展的不平衡，在高中阶段，大多数女孩子对语言的感知和理解要超过同龄男生，感情的细腻程度和相应的语言的表现力更占优势。对作文细节的掌控女生可以表现得更加娴熟，所以女生在写作方面我们可以更提倡场景塑造与情感描绘，男生在写作方面我们可以更提倡观点的推演和逻辑分析。不过这些并不是我讨论的重点，因为这些属于教育过程中性别意识的显性层面，我要讨论的是被遮盖和被忽略的隐性层面。所有文化中的性别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点――在自然差异之上的社会差异建构是否具备其合理性。男女的自然差异这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这是绝对的，但是男女在社会生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延展性这属于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是相对的。从历史时间角度去看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的差异，从共时空间角度去看世界多元文明背景下的男女社会身份的多元化差异，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自然差异与社会差异的对应并不具备其一致性和必然性，每种文化都在自然差异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不同的男女社会差异。 　　20世纪以穆卡洛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依为代表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已经用他们的音位学原理告诉我们语言的差异不是生物生理的，而是文化的选择。作为语文老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语言的文化建构还有这种建构中的性别差异建构，它们实质上是由文化的政治经济等系统决定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合理性才能够探讨，性别意识的讨论才能落到实处。高中语文的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跟学生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是语言不简简单单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它实际上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作为书写的文字它不仅仅是文字，还是个体情感表达的文学，群体心理外显的文化。我会让学生思考 “妖”、“奸”、“妄”等汉字有什么共同特征，这个回答很简单，学生可以观察到这些“女”字旁的合体字都是贬义的，我会问这些贬义词能否用到男性上，还是只能用到女性上，显然这些贬义词并不是女性的自然表达，而是男女共通的人性劣根，那么为什么要用“女”字旁，难道女性的邪恶程度就更加严重吗？在讨论的基础上，我会告诉学生，这是由于男女社会身份的不平等造成的，在造字的那一个时间点中我们是父系氏族社会，女性是从属的、被贬低的、被否定的，由此来建构男性权力支配的合理性。以文字来内化我们的观念认同，女性是低等的，不完满的存在，从而让我们在潜意识中去默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差异是“自然的”，而非历史的。在甲骨文中以跪姿出现的“女”字，以社会生计劳动者身份出现的“男”字，这种性别意识建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我希望我的学生能认识到这个问题，语言是顽固的，我们现在不可能改变它，但我们要有批判的意识。最后我问学生，如果是在母系氏族社会，那么“妖”、“奸”、“妄”这些字会怎么造？我在黑板上把这些字中的“女偏旁换成“男”偏旁，学生在教室里哄堂大笑。我希望以这种幽默性的解构方式消解文化中的不合理淤泥。 　　这种不合理的性别建构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当中，还体现在我们文化中的各个角落，不过这已经超出了语文课所能承载的范围，“男尊女卑”的文化建构是与华夏思想中最基本的阴阳概念紧密相联的，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这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对过去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一个人最后生活得怎样是与他自己的选择相联的，但我们至少要告诉他，他可能有怎样的生活。男生和女生对未来可以塑造的生活图景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异限制和固定，它不是刚性和硬性的，它是氤氲和柔软的，它是弹性人生。但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展示给女性的生活图景实在太过贫瘠，不是默默为儿子付出的伟大母亲，就是深情等待丈夫归家的妻子，这两种女性角色都是值得我们去极力肯定的，但我们会发现这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