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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国西方现代性期望中三种意义 　　[摘要]西方现代思想中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表达特定文化批判立场的乌托邦。西方现代性想象在不同时期有目的地推崇中国，形成特定的“中华乌托邦”话语谱系。它先后表现出三种意义类型：孔夫子哲学塑造的道德理想国，充满东方情调的牧歌田园，表现人类进步的美好新世界；经历了从社会现代性期望到审美现代性期望、复由审美现代性期望回归社会现代性期望的两次转型。“中华乌托邦”形象出入文学与政治之间，表现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为西方现代激进思想提供了批判的立场，也暴露出中西跨文化交流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乌托邦根基。无论是以“乌托邦”的想象来推崇或美化中国，还是以意识形态偏见来贬低或妖魔化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往往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研究西方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不仅可以理解中西跨文化交流的观念特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内在结构与生产机制，而且对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乌托邦立场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关键词]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9―0005―11 　　 　　跨文化交流幻象丛生。西方现代思想中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表达特定文化批判立场的乌托邦。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上，中国形象曾经三度被西方文化以不同的方式理想化为人间乐园，尽管意义不同，有社会现代性期望的，亦有审美现代性期望的，但乌托邦化的基本模式与其中隐含的知识分子立场相同。故这种被西方理想化处理的中国形象可称之为“中华乌托邦”。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中华乌托邦”作为“哲人政治理想国”进人西方现代性社会期望。启蒙运动高潮过后，西方社会现代性期望中的“哲人政治理想国”形象转入审美现代性视野，从投入的、干预并改造现实的社会乌托邦变成超脱的、逃避现实的审美乌托邦――“东方牧歌田园”。现代性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社会层面的，包括理性精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内容；二是审美层面的，包括浪漫主义到整个现代主义美学运动对社会现代性的反叛与超越。社会现代性确立于启蒙运动中，作为“分裂性概念”的审美现代性则出现于浪漫主义。西方现代的“中华乌托邦”形象先后表现出三种意义类型，经历了从社会现代性期望到审美现代性期望、复由审美现代性期望回归社会现代性期望的两次转型。20世纪，“中华乌托邦”从西方审美现代性期望回归社会现代性期望，成为西方左翼文化运动中的“美好新世界”。激进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发现了世界历史范围内人类进步的榜样，他们抱着政治“朝圣”的心理将中国想象为“生活在未来光明中”的物质进步、道德完善的“美好新世界”。他们这种未经反思的“纯真的热情”，不仅让西方激进思想传统激动，也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感动。 　　 　　一 　　 　　1721年，德国启蒙哲学家克里斯琴?沃尔夫在哈雷大学作“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演讲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儒家处世治国的思想；第二部分比较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哲学，并试图为两者建立一个共同的自然理性的基础；第三部分说明中国哲人政治的道德哲学基础，提出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尤其在教育理想方面与他自己的学说相同。沃尔夫赞美中国的哲人政治，认为孔子的道德哲学是君王治世的法则，中国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都取决于这种深奥的政治哲学。虽然这次演讲得罪了国王和神学家，沃尔夫被放逐，但有关中国开明君主政治的讨论却波及启蒙运动中的欧洲。1728年，沃尔夫作了另一场关于中国的演讲――“哲人王与哲人政治”：“只有当哲学家统治，或者统治者就是哲学家时，国家才能幸福。柏拉图的名言已经无人不晓。然而，理想国并不只存在于推理中，也存在于事实与经验中。我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帝王是真正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我曾经提到伏羲和他的继承者。伏羲创立了各门科学和中华帝国，由于这些哲人王的智慧与努力，中国的政体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 　　有趣的是，沃尔夫竟然在中华帝国的“现实”中看到柏拉图的“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建立在道德教育基础上的哲人专政或知识专政的政体。“人类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在沃尔夫看来，中华帝国就遇上了太平盛世，实现了哲人王统治下人民的真正幸福。沃尔夫盛赞的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培育的哲人政治帝国，具有典型的“理想国”特点。这里与其说是沃尔夫在中华帝国“发现”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如说是沃尔夫根据柏拉图《理想国》的哲人王政治理念，“发明”了一个作为“哲人政治理想国”的中华乌托邦。 　　“中华乌托邦”是欧洲现代思想史上一种有悠久传统与特殊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