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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方法与态度 　　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不仅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而且更需要正确的方法与态度。徐复观对此贡献甚大，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巨著，而且专门就如何治思想史以及应持何种态度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本文将对徐复观先生的论说进行分析与考量。 　　一、研究的对象：思想、思想史以及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性 　　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复，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处理工程。所以真正的方法，是与被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的。 　　脱离对象来谈方法是空洞的、抽象的。故在谈论治思想史的方法之前，首先得对所研究的对象即思想及其历史的性质有一大致的认识。 　　一个思想总是针对某个问题而得以可能的。任何问题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与思想家们遭遇的。因此，“任何思想的形成，总要受到某一思想形成时所凭借的历史条件之影响。历史的特殊性，即成为某一思想的特殊性。没有这种特殊性，也或许便没有诱发某一思想的动因，而某一思想也将失去它担当某一时代任务的意义。”但是，一个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不能成其为思想。因此，任何思想都是具体的普遍性。 　　因此，思想的历史绝不是一种外在于思想本身的历史，绝不是一种外在的排列关系，绝不是一种历史遗迹的展览，相反，思想的历史必须是内在的，是思想自身的内在曲折的展示。要研究思想史就必须将自己沉浸在思想自身之中，随其曲折而曲折。一个时代的思想，又总是体现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之中。要了解某时代的思想，在于理解这个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 　　“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有如一个文学家的文章，必定有由主题所展开的结构。读者能把握到他的结构，才算把握他的思想。”一个思想总是有其自身的结构，在其中观念和问题都以某种方式被相关起来，如有些观念是奠基性的，有些观念是被奠基的。观念和问题将被如何排列是一个思想区别于另一个思想的关键因素。所以，只有把握了思想中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握了思想是如何被展开的，即只有把握了思想的结构，才能真正把握一个思想。 　　本来，就思想本身及其历史而言，是无所谓方法论上的差异的。然而，中国思想家展示自己思想的方式却大异于西方思想家，以此，在具体的方法上却终须有别。因此，徐复观对中国思想的特质进行了刻画。 　　就表达方式而言，中国思想家的著作，往往是情景式的、散点式的，很少会有集中的论证和演绎。因此，在研读中国思想家的文献时，需要更多的工作。不仅不能从一两句话去推论作者的思想，不能把就具体问题而言的说法肆意推扩为一般性的说法，而且也不能只是汇集材料，还必须“从这些材料中抽象出可以贯通各材料的中心观念”，进而将它们提拎起来，使之成为体系。因此，与研读西方的思想著作相比，研究中国的思想著作需要更多的细密的处理材料的反复手续。 　　就思想的方式而言，西方思想家以思辨为主，中国思想家以体认、实用为主。西方思想的逻辑结构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思想的逻辑结构是隐而不彰的。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有一个不得不做的任务，即将那隐而未彰的结构如实地显现出来。 　　二、研究的态度：敬与历史意识 　　方法是与态度分不开的。所谓态度，是指研究者的整个现实生活的自然流露。因为，人文科学中的对象不仅与研究者及其生活紧密相关，而且人文科学的任何判断也总是与研究者的生活经验或体验相关。在研究思想史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是相当关键的。 　　徐复观谈到了这样两种应持有的态度： 　　一是要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有高度的自觉，防止自我的膨胀，让自己保持清明的智性，这就需要“敬”的工夫。“就研究思想史来说，首先是要客观地承认此一思想，并当着手研究之际，是要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之展开而展开，才能真正了解他中间所含藏的问题及其所经过的曲折，由此而提出怀疑、评判，才能与前人的思想本身相应，否则只是一种猜度。” 　　在研读文献时，不可以先抱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态度，将自己的主观成见｀任意地涂抹在客观对象上，断章取义，为证一私己见而割裂作者的本意。应该持敬，即应让自己的精神凝敛集中起来。只有这样，才可以倾听得到作者的娓娓道说。只有倾听到作者的言说，我们才可以对作者的思想进行怀疑和评判。在没有听到任何的道说的情况下，随意发问，这与作者何干?与己又有何干?因此，总结起来，就是这样的态度，即“一个由‘忠于知识’而来的勤勉、谦虚、自信，及‘过则勿惮改’的态度”。 　　二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应该持有正确的历史意识。具体的来讲，“古人与人自身有关的思想，都是适应于他当时社会的某种要求，也受到当时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社会环境是变的，我们只能先从某一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了解他的思想，估计他的思想价值。一种称为知识系统的思想，对其以后的历史总会发生某种影响。但是此种影响，只是原则性的、启发性的，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