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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信访工作困境与对策研究 　　摘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制定和出台的针对我国高校信访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方针、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高校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进程，但因其在规则制定、内容本身和执行过程等方面存在不完善之处，我国高校信访工作法治化仍处于困境之中。本文以“利益表达”为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信访工作法治化过程中的缺点和不足，并尝试找出相应对策，以期从一种新的视角丰富和完善高校信访工作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高校信访；法治化；困境；对策；利益表达 　　我国教育信访工作已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高校信访工作也纳入了法律的元素，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也逐年增多，但相比于法制制度，高校信访制度在实质上仍然只属于政治制度。建国以来，关于教育信访、高校信访，教育部以及地方教育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规范等，对高校信访工作法治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社会现存法治环境的影响和规范本身的弊端，一系列规定的出台并没有使我国高校信访发展到应有的法治化高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方针、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高校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进程，但因其在规则制定、内容本身和执行过程等方面存在不完善之处，我国高校信访工作法治化仍处于困境之中。 　　一、利益表达视角下我国高校信访工作的困境 　　（一）高校信访工作中的利益表达 　　1.利益表达界定 　　马克思（Karl.Marx）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通过制度创新使利益得到妥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何谓“利益表达”？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认为，“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2]；王慰认为“人民在宪法上基本权利的行使和维护，如政治权利和自由，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这是利益表达的一种。”[3]《中国法学大词典》中这样论述，“利益表达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自己内心的精神作用公诸于外部的精神活动的自由。”[4]信访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方式，是人民群?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是观察社会政治稳定的“晴雨表”。[5] 　　2.高校信访工作法治化与利益表达的必要性 　　从2005年实施的《信访条例》把畅通信访渠道作为条例修订的重点开始，各地方各部门也把畅通信访渠道作为信访工作的重点，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就高校层面而言，当前我国高校信访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信访工作的对象成熟度高且呈多元化趋势、信访工作组织化程度和队伍建设较为薄弱、信访问题诱因增加致使内容呈现多元化[6]等现实情况都对高校信访工作法治化进程增加了难度。在高校师生职工的利益表达方面，传统的高校信访工作本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路，试图以阻塞师生职工利益表达途径的方式平息各类事端，但这些方法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还淡化了部分上访者的法律意识，“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越级上访”，甚至弃法转访“以访压法”、“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等现象不断出现，这些行为不仅占用了司法资源，还损害了司法权威，更阻碍了高校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进程。因此，从制度层面入手，拓宽师生利益表达渠道，改革不合理体制，是使高校师生职工合法诉求得到有效解决、合法权益得到依法维护的关键一环。 　　（二）利益表达视角下高校信访工作法制化困境 　　1.源头偏差：利益表达主体的表达能力缺失 　　密尔（John.Mill）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或者没有习惯表达自己的权利，那么他就没有权利。作为高校信访工作的利益表达主体，高校师生职工应当说具备较高的知识层次、较好的认知能力和较强的维权意识。但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校中也出现了诸如校办产业多样化、后勤供给私人化等纷繁复杂的新问题，加之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学校新的管理层对以往矛盾突出的地方不甚熟悉，或承诺过要解决的问题迟而不决。根据戴维斯（James.Davies）的“J型曲线”理论和斯托弗（S.A.Stouffer）的“相对剥夺感”理论来分析，这些情况极易使高校师生职工在心理上产生落差、愤怒、不满甚至怨恨等情绪。由于各高校师生职工的个体差异性，一些师生职工在利益表达的手段、方式、动力、能力方面自然也存在不同，出现了利益表达主体表达能力不均衡的状况，对自身利益问题“等、靠、要”。有的师生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甚至会选择越级上访、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表达诉求，极大阻碍了和谐校园的建设。 　　2.上游偏差：利益表达对象的受理方式失当 　　利益表达对象自身也存在着问题。高校信访工作作为高校师生职工的利益表达渠道，实际上代表了他们特定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