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办报策略.docVIP

成舍我办报策略 　　成舍我(1898―1991)，原名勋，又名平，湖南湘乡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爱国报人、新闻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成舍我一生献身于报业，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形成了所谓的“世界”报系，还创办了《民生报》、《立报》等著名报纸，是民国时期四大报人之一。 　　成舍我的报业生涯虽然主要在中国新闻事业起步不久的20世纪上半叶，但他吸收了西方的办报经验，其报业经营主张和新闻思想与现代传播理论不谋而合。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报业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廉价的大众化报纸成为时代的宠儿，如美国的《太阳报》、《纽约先驱报》、《纽约时报》，法国的《新闻报》、《世纪报》，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等，都是大众化报纸的先驱。西方大众化报纸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政治立场上标榜是“超党派的独立报纸”，将报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大众化报纸不像政党报纸那样依靠政党、政府的资助，而是在经济上独立的“商业报纸”。在读者对象上，它们以中小资产阶级和市民为主，旨在为社会公众服务，以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广大读者。 二是在新闻业务上扩大新闻报道面，特别是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人情味新闻以及煽情主义新闻。同时重视评论和政论文章，以尖锐、犀利、活泼的政论吸引读者，并树立报纸在读者心目中的威信。三是在经营管理上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式，以广告作为报纸的主要收入。成舍我全力借鉴西方新闻管理经验，尽力向着这三个方面努力，以大众可能接受的程度从事新闻事业[1]。他在办报经营上极其用心，在报纸的定位、策划、管理、发行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独具风格的经验。由于时代的动荡，成舍我的办报事业屡遭挫折，但他始终锲而不舍地拓展，最终构建了资产达数亿美元的成氏“新闻帝国”。 　　成舍我的办报策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贴近大众的生活，以大众为读者对象，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按照传播学的理论，与受众的生活体验越相似，传播的信息就越能为受众所接受。成舍我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经陈独秀批准，他先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后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生。同年，为解决生活困难，他经李大钊介绍，入北京的《益世报》任编辑。1924年，他辞去《益世报》总编辑职务，以200元大洋创办《世界日报》。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第一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 他办的报纸面向全社会各阶层、各种文化层次的广大读者，“编辑至上，内容第一”是他一直认定的准则。报纸在内容上以人情世态、逸闻趣事为主，报道面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写作题材极为广泛，形式多样；版面上力求新颖活泼，吸引读者。如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在创刊号上，他写了题为《我们的宣言》的发刊词，提出了四个办报原则：“1.凭良心说话。 2.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3.除国家币制及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决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众的负担。4.除因环境及不得已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众，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具，应当终年为读众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他提出了两个口号：“报纸大众化”和“日销百万为目的”。他还强调一定要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刊登的材料要和群众休戚相关，使全国国民“能读、必读、爱读”。在《立报》创刊之初，他还利用报边作宣传，大字刊出“欲民族复兴必先报纸大众化”、“报纸大众化是价钱便宜人人买得起，文字浅显人人看得懂”、“永远不增价，年终不休刊”等等。这样,《立报》创刊不到半年，日销量就超过10万份。1937年，日销量达20万份，创当时报纸销量的最高纪录。 　　成舍我敢于对社会政治与时事持公正的批评。比如，《世界晚报》创刊不到一个月，即1924年5月7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就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卖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集会，被军警打伤几十人，晚报即以头版头条位置披露惨案详情并发表评论，抨击北洋政府的暴行，从此在青年学生中确立了威信。教育新闻往往是广大读者关注的热点，因此，成舍我也把教育新闻视为 《世界日报》的生命线，在宣传报道上给予高度的重视。1928年7月11日，国民党当局决定改组北京大学等九所高校为中华大学，派李石曾任校长，遭到了九所高校师生的强烈反对，酿成了学潮。成舍我虽与李石曾是旧相识，却于7月14日在要闻版上刊登了刘半农《有关北京大学》的文章，表示反对成立中华大学。后又发表朱希祖、汪震等的文章，也都是对于权势者的抗争。尤其是1929年2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游行请愿，封锁校长办公室，同军警发生冲突，引发了一次较大的学潮，以及成舍我因此愤而辞去北平大学区秘书长职一事，《世界日报》都作了翔实的报道，成了当时具有轰动性的新闻。在京城高校师生普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