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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政治理论三个研究视角 　　[摘要]社会稳定一直是政治学长久以来致力研究的问题。抗争政治理论是社会问题的主要研究框架，它由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共同构成。在抗争政治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一共经历了三个研究视角。分别是心理学研究视角、资源动员研究视角和相关性视角，三个视角相互弥补。抗争政治的研究对于我国的群众运动有极大的启发。 　　[关键词]抗争政治；心理学解释；资源动员；相关性解释 　　一、抗争政治理论的发展 　　在西方学界，并没有所谓的统一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al）”的理论研究，其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内容：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和革命（Revolution）。直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提出抗争政治的研究框架，从而将集体行为的研究纳入到一个框架范围之中。“抗争政治”在他们的笔下被定义为发生在提出要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要求对象（objects）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1] 　　中国学者对于抗争政治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是政治因素，这是中国学者大多避而不谈的研究领域。在传统映象里，社会运动就包涵了对于当前政权的一种否定假设，如中国学界将抗争政治定义为“群体性事件”一样，有着压抑该研究领域的威胁。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学者都是抱着严谨的态度寻求抗争政治爆发的原因和传播机制，而并非刻意站到弱者的视角指责政府的行为。而且，一旦抗争政治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完全可以成为“群众路线”工作的理论依据。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解为什么会爆发群体性事件以及如何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事件不仅将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工作重点，如果能秉承着治不如防的理念，从根本上剔除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才能做到杜渐防微、防范于未然的效果。中国的抗争政治研究另一个局限就是执泥于美国学界所灌输的结构理论之中，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解读”的工作，缺乏了自身去发现、去溯源、去论证的“解释”工作，案例研究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如江水中的一朵浪花，并没有在中国学界这条淘淘长河中卷起某一理论的浪潮。大多数扛鼎的学者都是闪耀在类型学的研究之上，或是干脆就是做着文献综述的工作。在美国学界重返意识形态和案例路径分析研究视角的现阶段，中国学界如何打破结构理论的桎梏，对抗争政治理论进行扩充甚至是进一步的发展，将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课题。 　　二、抗争政治理论研究的三个视角 　　（一）心理学解释视角 　　抗争政治在初期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上的研究范畴，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其著作中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定律[2]（亦被赵鼎新称为“心智归一法则”）（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的提出是研究大众心理的首发。庞勒认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是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由单位的人构成的社会将是稳定的社会。而随着人群密度的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想法和行为越发趋向一致，这时候就人们的行为难以再受到个人的影响。个人的意志正如被卷入泥石流的树枝一样，最终将与大众的意志融为一体，这时候就是社会运动爆发的时机。虽然勒庞只是在社会心理的研究方面进行了浅层次的挖掘，但是他为之后的研究打通了道路。在他之后，法国学者埃里克?霍弗进一步挖掘了群体的狂热情绪，那些被他描绘为“狂热分子”（true believer）通常都是由“失意者”（the frustrated）构成的，在少数野心勃勃的“言辞人”（men of words）的操控下投身于群众运动。在此之中，他们多数是为了逃避自由生活中自身的失败失败，而对于集体生活所赋予的整齐划一的规范产生病态的需求；他们反抗的并不是压制而是压制者的软弱化；他们要求的不是自由而是绝对的平等。在霍弗之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提出的“权威主义人格”深化了这一认识，认为个人存在着为了逃避自由状况下的孤独和无助而放弃自由的倾向。R?K?默顿（R?K?Merton）将“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引入到群体运动的理论之中，他认为人们对社会都有一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相对应的存在着实现价值的能力。每次社会变迁导致了社会实现价值能力的变化，当该能力小于人们的价值期望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们可以看到，在心理学的解释视角之下，社会学家们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