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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检警关系探析 　　摘 要：检警关系一直是广大学术研究者的争论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对侦查权、公诉权、监督权的权力分配的研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实行监督，同时担负着侦查、公诉等诉讼职能。如何在检警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新形势下如何看待检警关系的新问题。 　　关键词：新形势；检警关系；侦查权；检察权 　　 　　本文所谓的“检警关系”，实际上就是公诉权和侦查权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都有所提高，人们对警察滥用职权的担忧，导致了侦查与检察的职能分离，因此，侦查与检察的职能区分是必要的，但理顺其中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在刑事诉讼中，二者的工作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如何正确处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关系，对于国家追诉权的正确行使，从而刑事程序更加合理、有效的运作，保证刑事诉讼任务的完成以及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诉讼活动中的检警关系 　　1、从职能来说，检警作为追诉的主体，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一的。检察机关的追诉是建立在一定证据基础之上的，证据的搜集主要是由侦查机关即警察进行的，侦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控诉服务，在侦查阶段进行的调查取证、查明案件事实等等活动都是为了在法院庭审阶段支持控诉。因此，侦查职能往往被视为控诉职能的辅助部分而不具有独立性，在刑事诉讼中定位执行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和执行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之间的关系时，执行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居于主导地位。 　　2、从职责来说，检警关系则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警察是侦查权的主要行使主体，但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身份使其与法治的要求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虽然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二者是同一的。法治的要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在一般意义上是统一的，法治的内涵中也有秩序的要求，没有秩序是不可能建设好法治的，但是法治的内涵又不仅仅是秩序，法治除了秩序还要追求公平，正义等等，如果公正与秩序发生了冲突，警察职业的内在要求是维护秩序，这与法治社会的共同理想背道而驰，虽然这在一个法治良好的社会中可能会受到来自于法院的审查，但这已经说明了警察行使侦查权具有一定悖反性，这决定了其不但不能成为整个审前程序的诉追中心，还应受到这一中心的制约与控制，而检察机关又是连接公安机关的最近机关，对其采取法律控制显得极其容易和合理。 　　3、从作用来说，检警关系还是一种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搜集的证据的价值性最初将由公诉机关即检察院判断，什么样的证据应当搜集，什么样的证据怎样搜集、怎样固定等等，虽然最终还要由法院审查，但最初的审查同样重要，即检察院的审查先于法院的审查，如果不能经过检方的审查也就根本不可能到达法院。因此，警察的侦查必须首先服从和服务于公诉。这也决定了应当由公诉决定侦查而不能是侦查决定公诉。 　　 　　二、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 　　1、对侦查权的违法现象监督不力。在现有的检警关系之下，检察机关属于监督机关，因此具有对侦查权一定的监督权力，但是在实际中这种监督是无力的，即使在立案监督等法律明确规定的监督程序中，这一监督的行使也是存在着诸多障碍，使得检察监督有名无实。检察机关一般不参加警察的侦查活动，对于侦查中的违法取证、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不得而知，亦没有能力监督。导致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缺乏外部制约机制，在侦查实践中，公安机关采取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性侦查手段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侦查、侵犯人权的现象屡有发生，侦查程序的法治化程度较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的基本人权以及应有的诉讼权利受到极大的威胁。 　　2、刑事诉讼法对引导侦查的规定不完善，使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工作进展步履维艰。在刑事诉讼法中，与引导侦查权相关的主要规定主要体现在第68、68 以及140条。从这些规定来看，检查机关引导侦查，只是有权参加公安机关的讨论，一般案件之限于在批准逮捕、起诉阶段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向公安机关提出补查证据的要求。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检察引导侦查的规定十分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检查引导侦查的方式也已不限于上述的规定。由于没有法律规定作为支持，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安机关的配合程度。 　　3、侦查与控诉脱节，导致公诉的效益不高、效率低下。侦查不受有力的监督使其有拖延的余地，证据搜集不力导致多次的退回侦查，检警关系的不协调使得二者相互之间的沟通存有一定的障碍，这一切反应在诉讼效率的问题上就是绝对性的低效率。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功能之一就是“更快发现、确定犯罪嫌疑人并依法起诉，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提供前提，为审判程序的运作做准备”。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与起诉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公诉做准备，保证公诉人在法庭上获得成功，顺利实现国家对犯罪嫌疑人的刑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