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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模经济增长效应GMM评价 　　引言 　　政府规模膨胀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规模过度扩张现象。从形式上看，政府规模膨胀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的扩张和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数量的增加。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做了大量研究。有些学者认为政府规模扩张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比如Ram（1986，1989）、Karras（2002）研究结论都认为政府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为正。国内也有少数学者支持这一观点，代表性的研究如李国柱等（2007）认为总量上政府规模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外溢效应也显著为正。但更多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大的政府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如Landau（1983）、Grossman（1988，1990）、Borcherding et al.（2005）等研究结果都表明政府规模扩大会阻碍经济增长。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支持这种观点。代表性的研究如胡家勇（1994）利用1978-1992年数据得出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规模及扩张的速度是惊人的，随后陈健等（2003）又利用1997-2001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985年后财政收入的比重与经济发展不再同步，政府规模对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马拴友（2000）、戴广（2004）、孙群力（2006a）、李建强等（2011a）、杨子晖（2011）等诸多学者也都认为在他们研究的样本期间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 　　当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规模扩张具有特殊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确实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更多地还是源于组织内部的扩张。“因人设岗”、“因事设岗”和“官多兵少”等现象屡改不止。我国地方政府设置基本是“职责同构”的，即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上的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高度统一和一致，上级政府的所有机构在下级政府几乎都有一个对口单位。本文将结合这种实际，应用市级面板数据检验政府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验证在现实中，政府规模是否如预期那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政府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价 　　（一）变量选择和数据描述 　　大多数学者研究政府规模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时，都用财政指标来反映政府规模。也有部分学者采用的是人员规模指标，如胡家勇最早在1994年采用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数量来衡量政府规模。随后，陈健等（2003）指出这个指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政府规模，但财政指标对我国而言更不恰当。我国政府收入中还包括大量的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过多恰恰也是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用人员指标更为直观。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的增长率来反映，政府规模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数占总人口的比来反映。由于地级市数据来源限制，资本用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 　　实证部分数据大部分都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地级市资料，缺失部分由《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各地市汇编、各地区及各地区的各地市统计年鉴数据补充。由于数据来源限制，很多地级市都没有提供完整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的统计数据，许多年份为缺失值，为保持面板数据的完整并有利于地区之间进行比较，选取1998-2012年各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估计时会根据数据缺失值及异常值的情况稍作调整。 　　（二）计量模型构建和方法选择 　　1.计量模型构建。为考察全国各地市政府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将各地市的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基于基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经济增长模型，某地区第t期的经济增长可以描述为：Yt=AKtαLtβ，其中Y为总产出，A为技术进步，K为资本，L为劳动力。对该式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可得产出增长率和其他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的线性关系如式（1）所示： 　　 （1） 　　式（1）中，代表经济增长率，可以表述为gy，此后都用ggdp 表示;代表资本增长率，可以表述为gk;代表劳动增长率，可以表述为gl。 　　为考察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技术进步A，资本K、劳动力L等要素之外加入政府规模因素，即引入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占年末总人口的比，构建简单的计量模型，调整后的回归模型如式（2）所示： 　　ggdpit=α0+α1gkit+α2glit+α3wpsit +εit （2） 　　式（2）中，ggdpit代表第i个地级市第t期的GDP增长率，gkit和glit分别代表第i个地级市第t期的资本和劳动增长率，wpsit代表第i个地级市第t期的政府机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