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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生态文化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教师专业发展是当前教师教育领域研究最热的议题之一，随着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逐步深化，教师专业发展呈现出由理智取向和实践―反思取向转向生态取向的转换。生态取向下的教师专业发展展现出自主性、开放性、共生性等生态特征。教师生态文化是教师教育专业存在与发展的过程文化，是教师生命存在及其活动的环境状态，它由生态因子和文化生态两大系统构成。用后现代主义反思教师生态文化，具有意义建构的文化内涵，后现代视域下的教师生态文化要体现出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与价值关怀。 　　关键词：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生态文化；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种文化思潮。它针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文化研究中的种种弊端，从人类生存危机的文化层面思考人的存在与自然生态的和谐，注重人的文化哲学意蕴，使人的存在具有本真意义，表现出对生态文化极大的关注，对现代主义的现实和价值观进行了抨击[1]。教师生态文化的研究就是人类为解决生存危机所进行的后现代反思，其核心就是启示教师生态问题的文化意义，教师生态问题关系着教师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是教师群体与自然关系新的价值取向。过程哲学认为，每一种活的存在，不只是每一个人，而且是每一个动物，都是由于一种生存的诱惑以及周围的境况相关的满足而充满了生机。[2]本文就是从生态文化的角度探讨教师教育专业发展中的人文关怀和教师职业存在的生命本真意义。 　　一、教师生态文化的研究阶段 　　过去，理智取向下教师专业的发展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忽视教师发展的自主性，无法将发展转化为教师的内在诉求，也未能体现出教师间的互动性[3]。实践-反思取向下教师专业的发展开始以萧恩的“反思性实践者”模型来进行自我反思，但这往往是个体的行为[4]，很少研究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也较少把生活环境和文化当做个体在思维和行动中不可缺少的、具有一定特征倾向的重要因素加以关注和探讨。而后现代主义关注的生态文化取向下的教师专业发展在推动教师专业发展上持着对理智取向和实践-反思取向的质疑态度，强调文化、社群、合作、环境的作用，实现教师自主性、互动性或开放性和共生性的完美结合。其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起始阶段 　　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首先开始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观点研究教育现象。1932年，美国社会学家沃勒（Waller.W）在其经典型研究《教学社会学》中率先提出了“课堂生态学”（ecology of classroom）概念，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在《教学社会学》中认为：（1）学校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成于年轻一代的文化与成人有意安排的文化；（2）学校文化存在文化冲突，是以教师为代表的大社会文化与学生受其影响的地方社区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教师为代表的成人文化与学生同辈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在这种冲突中，由于教师的权威性导致冲突的结果往往以教师的胜出而终。由此师生存在隐性的对立情感，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统治-从属”关系，那么教学活动也是一种制度化的领导，从而使得班级、学校也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机构。（3）学校文化的五方面特性：作为次级文化的独特性、综合性文化的世代性、对立与统一矛盾性、积极与消极功能共存性以及计划性引导等。（3）教师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伪善、权势、狭隘、卑屈等，造成教师“非人性”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教师处在这种官僚性教育行政体系中，处在“机械原理”控制下的学校里，他本身受到“非人性”的待遇。 　　（二）丰富阶段 　　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代表人物是洛蒂和克雷明。1975年，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洛蒂（D.C.Lortie）的《学校教师：社会学研究》批判性地检讨学校的科层体制，旨在把握教师文化的精髓，认为教师职业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形成教师文化的独特内涵，自此教师研究的领域一跃成为教育研究的核心领域。美国教育家、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是教育生态学的首倡者。1976年，克雷明在其所著《公共教育》中率先提出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的概念，并列专章进行探讨。同时期我国最早出版的有关专著是来自台湾的两本书：维新书局的《生态环境与教育》（方炳林，1975）和学生书局的《教育生态学导论》（李聪明，1989）。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方炳林所著的《生态环境与教育》分“社会生态与教育”、“文化生态与教育”、“学校生态与教育”等章节，在“学校生态与教育”这一章第四节“教室中的环境”中他谈到教师态度以及心理环境等，指出“教室环境中，除物质环境外，尚有精神环境，而且可以说精神环境比物质的设置更为重要。精神环境是人与人交互作用所形成，教室中的人是教师和学生，而且教室亦是一种社会体系，在这种社会体系中，教师是领导者，所以教师的态度，领导方式和哲学观点，均由教室中师生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