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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解读边界 　　自20世纪末推进课程改革以来，关于教材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推进了教材的编写与实施，促进了课堂教学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系列变革。但有的认识需要设定一定的边界，不能无限推演开来。在我看来，最需要关注的一个观点就是：课程改革了，教材逐渐从蓝本变成文本了；教师所做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了。这一认识，如果缺乏边界观念，就有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教材作为特殊的文本，不能用“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来解读，至少有以下几方面边界需加以限定。 　　一、政治边界 　　教材，尤其是正式发行的教材，自产生以来，就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愿，反映着统治阶级对一些核心问题的看法和认识，集中体现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换句话说，是教师代表社会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蓝本”。哪些材料进入教材，哪些观点表现在教材，甚至编写的体例格式等，都有着明显的统治阶级烙印。从古至今如此，国内国外如此。日本文部省编写的教科书，一旦删减1937-1945年的侵华历史，我们总是怒不可遏，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在抬头，日本政府缺乏对这段历史深刻的反思，缺乏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痛悔。今天，我们的确需要给教师更多的自主权，引导教师对教材做出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在与学生对话以及与教材对话中深化教材的理解和认识，但是涉及大是大非、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党史国史等问题不能随意解读，不能以“文本”的名义做出不当解读。比如，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狼牙山五壮士”做出这样的所谓解读：五个与队伍走散的军人，沦落当地，与老百姓产生了矛盾，当地老百姓就向日本人告密，日本人把这五个人赶到了悬崖边，无奈之下，他们跳崖了；黄继光、邱少云的事情不见得是真的，一个人受机关枪子弹冲击，早就被打倒在地，怎么还能堵枪眼；一个人在被烧焦的情况下，怎么能不出声，枪弹怎么没爆炸……诸如此类。这些极端谬误，以所谓解读的形式出现，目的不在于解读，而在于混淆视听，扭曲事实，诋毁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记得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谈到，颠覆一个政权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让他们的后人对老祖宗的东西产生怀疑。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20世纪60年代做出过类似的分析：对以往坚信的东西产生怀疑，就会导致价值观动摇，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有了市场，与此同时，注重培养我们的代言人，当我们的代言人上台以后，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彻底颠覆了。政治边界，还表现为对党中央已经有明确定论和规定的东西，不要再进行所谓的“探讨”与“解读”，如西方宣扬的“普适价值”“宪政”“公民社会”等。党员需要有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今天的教师也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严守政治纪律，遵守政治规矩。 　　二、学科边界 　　课程改革的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使得我们越来越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也已成为我们重要的课程类型。但就学科教学来说，仍是分科实施的，每个学科有自己的知识范围，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原则、原理以及相应的知识点。在教学过程中，对教材的解读也应掌握在学科范围内，不能无限扩大，不能“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不能过度模糊学科的界限。记得我听过一堂课，是高中语文《阿房宫赋》。教师在对课文进行了初步教学后，用幻灯片展示了某一位人大代表拍摄的34幅省市政府办公楼的照片，并说道：“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都在我们这所重点中学就读，将来你们会上大学，上完大学后会成为国家干部，当了干部以后，千万不要像这些省市政府办公楼的官员一样，将自己的办公室修得富丽堂皇，却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解读，一方面从表述的准确性和立场的角度来看，不见得恰当和合适；另一方面把自己的语文教学丢在一边，一脚踏进了政治说教的框架中去。学科，其实就是分科；综合，其实就是跨学科。前者是分，后者是合，各司其职，相得益彰。什么叫语文？叶圣陶先生给它下的定义为：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就叫语文了。语文是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叶圣陶先生的观点中，语文，既有“语言”，又有“文字”，主要是一个工具性事物，具有工具性价值，主要目的在于学习我国的语言文字。虽然，语文也承载着政治思想教育的功能，也是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手段，正所谓“文以载道”，但其主要学科功用在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在于形成一种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其要素包括语文知识、语言积累、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语文思维能力，以及实际需要的识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等。在实际教学中，不能以解读的名义将语文教学混同于政治教学，当然，也不能将政治教学当作语文教学，还是要在学科边界内进行教学，适度的“跨越”“跨界”是可以的，但不能没有了界限，混为一谈。